各種調查都表明，earmark的現象近年來在美國議會中劇增。根據一個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費"組織的數據，1995年國會裡只有1439起earmark，到2005年，已經竄到了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這實際上涉及到*的一個核心問題：被選舉出來的官員到底代表誰？是僅僅代表那些選舉了他的人，還是整個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麼*的要害不僅僅在其"代表性"，而在於對於公共利益是什麼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但是如果加入這種主觀的分析和思考，這種主觀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議*制中的"代議"二字又如何保證？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也可能成為它的障礙。當年美國的開國之父們一再擔憂的"派系問題"，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體利益之下。
Earmark雖然是美國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來的現象，但是沒有earmark的形式卻有earmark的實質的"特殊利益"卻始終存在。英語中"豬肉桶"這個詞（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們爭先恐後地瓜分公共資源這個"豬肉桶"，以爭取選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認為"農業補貼"，就是一塊"豬肉"。波士頓地區花了一百四十多億的一個交通改善項目（俗稱"大坑"），也常常被認為是"豬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記號"也好，"豬肉桶"也好，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專業性，這就是美國普遍的"遊說集團"現象。華盛頓周圍，逡巡著一大批專業的遊說集團，類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業的"辦事處"。遊說集團代表著某行業、某集團或者某地區的利益，努力從參眾兩院中"擠錢"。本來，這也的確是幫助議員們"傾聽民情"、"接近基層"的機會，是*制度裡寶貴的傳統之一，但是，如前所說，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專業化了的遊說集團，甚至可以憑其與國會的關係建立"豬肉"市場，"拍賣"其政治資源，所以在局部利益、遊說集團、議員的三角關係之間，出現前述的兩個*案例，也就不足為奇了。Earmark現象近10年的猛增，也和遊說集團的商業化趨勢相關。有人乾脆說，earmark成了遊說集團的"自動提款機"。
兩起重大*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橋"這樣的笑話，美國earmark改革的呼聲也日趨強烈。由於各方壓力，2006年國會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2007年1月5日，眾議院通過改革議案，規定所有所有的earmark都必須公開標明倡議議員姓名、用途、成本，議員也必須證實自己與此earmark沒有利益相關性，宗旨就是提高earmark的透明性。
當然了，有些樂於為自己的選民"請命"議員還是不服氣。對於他們來說，我為我的選民爭取利益，何罪之有？一個伊利諾州的女議員就說，她"還將為自己的選區而鬥爭"。看來，一個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為你對你的選民"負責"，很可能就是對更廣大選民的"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