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亞當，因為談論夜半的那些音樂熟悉起來了。
後來，在一個討論會上說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當然，全世界的作家都大加討伐，他卻說，創作方法是中性的，如果是個好作家，即使是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創作，也可以寫出好作品。在大家都熱衷於享受美國式自由的文學討論會上，他特別的態度，讓我們成了朋友。但其實我們只是常常在一起跳舞，他盡心盡力教我跳馬祖卡，不談寫作。
在芝加哥，我帶他去唐人街，他帶我去維克公園那裡的波蘭人社區。我們去了食品店，書店，唱片店，劇院，驚歎僑民的日常生活與祖國相比，至少後退了二十年，如同在郵局裡無人認領的包裹一樣。我們在彼此的幫助下，見識了二十年前的中國和波蘭的食物和裝束，但我們沒有談過寫作。倒是一起去了他的朋友家，在那裡吃到了波蘭的薩拉米。那是種帶有蒜味的柔腸，夾在麵包裡吃。
作家們聚集的地方，晚上常有朗讀會。那些晚上，二十幾種帶有各國口音的英文橫飛。索馬裡的作家說起他二十多年在難民營的生活。烏茲別克斯坦的作家時辰一到，就回房間去淨身，面向麥加，祈禱。玻利維亞的作家談論她的色情文學作品的社會學意義，她說，那是一個南美天主教國家有了香水和女式內衣廣告後的必然結果。我們坐在酒桌附近只管喝酒，兼管為別人倒酒。大概我們都更願意“王顧左右而言他”。
用紙杯喝葡萄酒，只能將葡萄酒毀了。在別人的朗讀聲裡，我們試過用旅店提供的陶瓷杯子喝酒，用厚底的威士忌杯子喝酒，都失敗。要舒舒服服喝一口葡萄酒，變得很困難。最後我們決定放棄，說：“不如起來跳舞。”
但卻沒有音樂。
亞當決定用手指教我跳舞。在放滿酒瓶和瓶蓋的桌上，我們各自伸出食指和中指，站定，代替我們的左腳和右腳。亞當開始輕聲唱一支馬祖卡舞曲，於是，我們的手指進退，跳躍，甩動，在桌子上跳起舞來。波蘭是個浪漫而且老派的國家，每個中學生都上舞蹈課。所以，亞當會跳各種古老的輪舞和圈舞，他跳舞時只看舞伴的耳朵，這也是中學時代學來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