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天我一直住在他們家，受到斯彭德夫婦和溫斯坦無微不至的關照，從早餐到晚餐再到睡前的小酌。有一次，溫斯坦想教我使用英國的公用電話，我的低能讓他深感驚訝。斯蒂芬試圖向我解釋地鐵系統，可最終還是娜塔莎開車拉我去了每個地方。我們曾在皇家咖啡館吃飯，這裡曾是斯蒂芬向娜塔莎求婚的場所，當時正值倫敦遭受大轟炸，他倆在空襲的間歇期會來這裡吃口熱飯菜，跑堂的則在一旁清掃從咖啡館窗戶上震落的碎玻璃。(「德國人朝我們扔炸彈時，我們其實一直在想俄國飛機何時會加入他們一夥。那些日子裡我們時刻在提防俄國的轟炸機。」)或是一起去索尼婭·奧威爾[5]家吃午飯。(「《一九八四年》不是一部小說，」溫斯坦說，「而是一部學術著作。」)後來又去蓋瑞克俱樂部[6]吃晚飯，同席的還有西裡爾·康諾利[7]和安格斯·威爾遜[8]，前者的小說《諾言的敵人》我兩三年前剛剛讀過，關於後者我則一無所知。前者看上去蒼白浮腫，有點像個俄國人；後者身著粉紅襯衫，像一隻熱帶鳥。談話與我不沾邊兒，我淪為一名觀察者。
我在當時常常落入這種境地，也時時感到很不自在。我把這種感受說給斯蒂芬聽，可他顯然相信耳濡目染的熏陶比分析思考更有效。一天晚上，他和娜塔莎把我帶到倫敦南區去參加一個宴會，地點是當地一位主教的宅邸。對於我這雙缺少訓練的眼睛來說，主教閣下顯得過於活躍，近乎社交迷；他的紫紅袍也過於艷麗，近乎脂粉氣[9]。但飯菜卻超好，酒也不錯，一幫漂亮的年輕修士站在那裡招待客人，看上去也十分惹眼。宴會結束後，太太們離席走入隔壁房間，先生們則留下來喝酒，抽哈瓦那雪茄。我發現自己坐在C.P.斯諾[10]的對面，他開始向我吹捧米哈伊爾·肖洛霍夫小說的各種長處和真實可信。我花費了大約十分鐘時間，竭力回想帕特裡克主編的英語俚語字典裡某個合適的詞條(在俄國時我只有這部詞典的第一卷)，以便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斯諾先生的臉的確變得雪白[11]，斯蒂芬則開懷大笑。其實，我針對的主要目標並非這位粉紅色的左傾小說家，而是那位淡紫色的脂粉氣主人，他那雙漆皮鞋在桌子底下偷偷碰了碰我那雙忠貞的胡什普皮牌男鞋。
在回家的汽車上我試圖向斯蒂芬解釋這一切，可他只是吃吃地笑。車外已是深夜。我們正行駛在威斯敏斯特橋上，他看了看窗外，說道：「他們還在開會。」然後問我：「你累嗎？」我說不累。「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娜塔莎停下車，我們下車向國會大廈走去。我們爬過幾組台階，走進一個大廳，在過道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我想這裡就是下議院，關於某個稅種的爭論正在激烈進行。一些身高和面色都相差不多的男人紛紛站起身來，發表一通言辭激烈的演講，然後坐下，片刻之後又再度起立。斯蒂芬在我耳邊細語，向我轉述他們的討論內容。可這對我而言基本上仍是難以理解的，幾乎就像一出啞劇。我坐在那裡，仔細打量著房梁和彩色玻璃窗戶。就是在這裡，我親自面對著我年輕時最神聖的理念，這親臨其境的感受讓我眼花繚亂。我忍住笑，身體抖動起來。我的精神現實和肉體現實間的差異突然加大了，當後一種現實坐在威斯敏斯特核心位置的一張綠色皮長椅上時，前一種現實卻拖著腳步，慢吞吞地走在烏拉爾山脈的另一邊。空中旅行就是這樣，我心裡想道，又看了一眼斯蒂芬。潛移默化的作用顯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