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英國批評家在一家美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書評，評論愛爾蘭詩人謝默思·希尼的一部詩集[2]；他指出，希尼在英國，尤其是在英國學術圈的知名度表明了英國公眾遲鈍的閱讀品味，儘管艾略特和龐德兩位先生的肉身在不列顛的土地上駐足多時，可現代主義卻從未在英格蘭扎根。他的看法的後一半讓我很感興趣(當然不是前一半，因為在那個國家，更不用說在那個圈子，人人都不願別人好，惡意於是便成為一種保險策略)，因為它聽上去既發人深省又令人信服。
我很快就獲得了與這位批評家見面的機會，儘管或許不該在飯桌旁談論正事，但我還是向他提問，現代主義在他的國家為何如此不走運。他回答說，本該引導詩壇產生巨變的那一代詩人均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我覺得這個回答就其表達方式的性質而言似乎過於機械，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說它過於馬克思主義化了，即過於誇大歷史對文學的決定作用。但此人是一位批評家，而批評家就是這樣工作的。
我認為還可以作出另一種解釋，不是針對現代主義在大西洋彼岸的命運，而更像是說明傳統詩歌如今在那裡為何依然興旺。原因顯然有很多，而且昭然若揭，我們甚至無須再作討論。首先是寫作或閱讀容易記住的詩行帶給人的純粹快樂；其次，就是韻律和韻腳的純語言學邏輯以及對它們的需求。但是如今，我們的思維方式都是曲裡拐彎的，因此在那一刻，我只是想到，最終將詩歌從成為一個人口統計學指標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好的韻腳。在那一刻，我的思想轉向了托馬斯·哈代。
也許，我的思想也並不那麼曲裡拐彎，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是。也許，「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說法觸動了我的記憶，我想起了托馬斯·哈代的「兩千年的彌撒，/我們走向了毒氣。」(After two thousand years of mass/We've got as far as poisongas.)在這裡，我的思想依然是直截了當的。也許，這些思想是由「現代主義」一詞觸動的？在這裡……發現自己屬於少數人，一位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並不會因此感到驚恐，儘管他或許會有些焦躁。如果可以將一個世紀比作一種政治制度，我們這個世紀的文化氣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定義為專制制度，即現代主義之專制。或更確切地說，就是打著現代主義旗號出現的全面專制。也許，我的思想轉向了哈代，就是因為在此時，在十多年前，他開始被習慣性地稱之為「前現代派」。
作為一個概念，「前現代派」具有相當的諂媚色彩，因為它暗示，被如此定義的人鋪出了一條通向我們這個正義和幸福時代(就文體意義而言)的大路。這個說法也有一個缺陷，即它會強迫作者退休，把他推回過去，當然也同時向他提供一切相應的好處，即學者的研究興趣，不過卻剝奪了他的實際效應。過去時態就等於他的那塊銀表。
沒有任何一種正統學說，尤其是新的正統學說，能具備後見之明的能力，現代主義也不例外。給托馬斯·哈代加上這麼一個修飾語，現代主義或許會因此受益，可哈代本人，我想，卻一無所獲。無論如何，這一定義都會引起誤解，因為我想，哈代的詩歌作品與其說預示了現代詩歌的發展，不如說超越了這一進程，而且是大幅地超越。比如說，T.S.艾略特當年讀的如果不是拉福格[3]而是哈代(我相信弗羅斯特正是這樣做的)，本世紀英語詩歌的歷史，至少是英語詩歌的現狀，就會顯得更加有趣。僅舉一個例子，即在艾略特需要一大把塵土來感受恐懼的地方，哈代僅需一小撮，如他在《雪萊的雲雀》(Shelly's Skylark)一詩中所顯示的那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