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戰爭的勝利並未使蘇聯的對外政策產生很大變化，因為戰利品很難抵償戰爭所造成的巨大人員損失和工業損失。戰爭導致的廢墟一望無際，戰後的主要口號就是重建。重建主要依靠拆除被佔領地區的技術裝備，並將它們運往蘇聯。這樣做可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卻無法讓整個國家取得產業進步。這個國家依然是一個二流、甚或三流大國，它唯一可以稱雄的東西即它的國土面積和軍事機器。儘管後者令人恐懼，技術尖端，但考慮到了假想敵不斷增加的實力和核武器的出現，它帶給這個國家的安慰多半是一種自我陶醉。然而，真正受到這一戰爭機器之打擊的卻正是蘇聯的對外政策——後者的選項其實就由蘇聯的軍隊來界定。除了這種對克勞塞維茨名言的顛倒^{[23]，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這國家機器的日益僵化——對個人責任感的恐懼使之動彈不得，而那種認為斯大林在所有問題(尤其是對外政策問題)上享有最初與最終發言權的想法則充斥了它的每一個毛孔。在這種情況下，外交方面的首創精神是無法想像的，更遑論創造機會的嘗試了。再說，創造出的機會和想像中的機會，這兩者其實也很難區分。要區分它們，則需對富裕經濟(財富的積累、剩餘產品的生產等等)的發展進程有清晰的認知。你若缺乏此類經驗，便會混淆兩者。而在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的好幾年裡，蘇聯都缺乏這樣的經驗。如今它依然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