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一個享受孤獨的人來說，對於一個終生視其孤獨的存在高於任何社會角色的人來說，對於一個在這種偏好中走得過遠的人來說——其中包括遠離祖國，因為做一個民主制度中徹底的失敗者，也勝似做專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精英分子^{[2]——突然出現在這個講壇上，這讓他感到很是窘迫，猶如一場考驗。}

這一感覺的加重，與其說是因為想到了先我之前在這裡站立過的那些人，不如說是由於憶起了那些為這一榮譽所忽略的人，他們不能在這個講壇上面向「本城和世界」^{[3]，他們共同的沉默似乎一直在尋求，並且終於沒有替自己找到通向你們的出口。}

唯一可以使我勉強接受這種境遇的是這樣一個平常的設想，即首先由於文體風格上的原因，一位作家不能代表另一位作家說話，一位詩人尤其不能代表另一位詩人說話；如果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瑪麗娜·茨維塔耶娃、羅伯特·弗羅斯特、安娜·阿赫馬托娃和溫斯坦·奧登出現在這個講壇上，他們也會不由自主地只代表自己說話，很有可能，他們也會體驗到某些窘迫。

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們也讓我不安。無論如何，他們不鼓勵我妙語連珠。在最好的時辰裡，我覺得自己彷彿是他們的總和，但又總是小於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因為，要在紙上勝過他們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勝過他們，正是他們的生活，無論其多麼悲慘，多麼痛苦，總是經常——似乎比應該有的更經常——迫使我去惋惜時間的流逝。如果來世存在——我既無法否認他們擁有永恆生命的可能性，正如我無法忘記他們在現世中的存在——如果來世存在，我希望他們能原諒我和我試圖作出的解釋，因為歸根結底，我們這一行當的尊嚴是不能用講壇上的舉止來衡量的。

我只提出了五位詩人，他們的創作、他們的命運我十分珍重，這僅僅是因為，若沒有他們，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位作家都無足輕重，至少我今天不會站在這裡。當然，他們——這些身影，更確切地說是這些光源——是燈光還是星光？——不止五個，但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注定只能絕對沉默。在任何一個有意識的文學家的生活中，這些人的數量都是巨大的；在我這裡，這一數量仰仗兩種文化而增加了一倍，我的命運使我從屬於這兩種文化。而當我想到這兩種文化中的同輩人和筆友們，想到那些我認為其天賦勝過我的詩人和小說家們，想到他們若站在這個講壇上，早就談到了實質之處，因為他們有比我更多的話要說給全世界聽時，我就更是如坐針氈了。

因此，我接下來打算斗膽在這裡發表一些意見，它們也許是不嚴密的，自相矛盾的，因其不連貫而足以讓你們為難。然而我希望，交付給我用以整理思緒的這段時間和我的這門職業能保護我，至少能部分地使我避免遭受思維混亂的指責。我這一行當的人很少認為自己具有成體系的思維；在最壞的情況下，他才自認為有一個體系。但是，即便如此，他的這點東西也是借來的：借自環境，借自社會構造，借自幼年時在哲學上的用功。藝術家用以達到這一或那一目的，甚至是最尋常目的的那些手段都具有偶然性，沒有什麼能比寫作過程、比創作過程本身更能讓一位藝術家確信這一點。詩句，按照阿赫馬托娃的說法，的確是從垃圾中生長出來的；散文之根也並不更高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