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熟悉這首歌，部分是由於我那台收音機，部分是由於五十年代的每位都市青年均有自己的所謂「骨頭音樂」收藏。「骨頭音樂」即一張X光膠片，人們自己在上面刻上某段爵士樂。我始終未能掌握這門刻錄手藝，但我相信其步驟並不十分複雜，因為訂貨一直很穩定，價格也很合理。
這些看上去略顯病態的唱片(這可是在核能時代！)，其獲得方式與那些西方電影明星的咖啡色照片一樣，買賣地點是公園、公廁、跳蚤市場或當時著名的「雞尾酒廳」，在「雞尾酒廳」裡，人們可以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小口抿著泡沫牛奶冰激凌，想像自己已身在西方。
我越是這麼想，便越是堅信這就是西方。因為在真理的天平上，想像力的份量就等於並時而大於現實。就此而言，帶著後見之明，我甚至要說，我們當時就是真正的西方人，或許是僅有的西方人。我們本能的個人主義在我們的集體主義社會中時時處處得到激勵，我們痛恨任何形式的聯合體，無論是黨派、街道組織或是當時的家庭，因此，我們變得比美國人還要美國人。如若說美國即西方的邊緣，西方的終端，那麼我得說，我們就處於距西方海岸一兩千英里遠的地方。處於太平洋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