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戰利品中，人們偶爾也能撞上真正的傑作。比如，我就記得由費雯麗和勞倫斯·奧利弗主演的《漢密爾頓夫人》。我還想提一提當時還很年輕的英格麗·褒曼出演的《煤氣燈下》。地下產業很是小心翼翼，有時在公廁或公園裡，可以從一位可疑人士的手裡買到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男女演員劇照。一身海盜打扮的埃羅爾·弗林是我最珍貴的收藏，我在許多年間一直試圖模仿他高高抬起的下巴和能獨自上挑的左眉。後一個動作我始終未能模仿成功。
在結束這段馬屁話之前，請允許我在這裡再提及我與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個相似之處，即我年輕時對札瑞·朗德爾的迷戀。我僅見過她一次，在那部名叫《走上斷頭台》的影片中，該片講的是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7]。我只記住了影片中的一個場景，即她那位年輕侍從頭枕著他在劫難逃的女王的美妙大腿。在我看來，她是有史以來出現在銀幕上的最美女人，我後來的趣味和偏好儘管相當得體，卻依然是她的標準之翻版。在我試圖對自己那些不成功的羅曼史作出解釋的時候，奇怪的是，這一理論似乎出奇地令我感到滿意。
朗德爾好像在兩三年前死於斯德哥爾摩。此前不久，她推出一張流行歌曲唱片，其中一首題為《諾夫哥羅德的玫瑰》，作曲家名叫羅塔，這一定是尼諾·羅塔。其旋律遠勝過《日瓦戈醫生》中的拉拉主題，歌詞幸好是德語，因此便不用我操心了。演唱者的音色近乎瑪琳·黛德麗，但她的演唱技巧卻更勝一籌。朗德爾的確在歌唱，而非朗誦。我時常想，德國人聽到這樣的旋律後便不再會齊步「向東方」邁進了。[8]細想一下，我們這個世紀創造了太多的傷感作品，勝過此前任何一個世紀，這個問題或許應該引起我們更多關注。或許，感傷作品應被視為一種認知工具，尤其在面對我們這個世紀巨大的不確定性的時候。因為感傷(schmaltz)的確與痛苦(schmerz)血肉相連，是後者的小弟弟。[9]我們大家均有更多的理由待在原地，而不是齊步行軍。如若你最終只會迎頭趕上十分傷悲的旋律，那麼行軍的意義又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