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後的荒涼
前面提過，魯迅的小說〈藥〉就是以秋瑾為主角。魯迅也留日，且是紹興人，他從小就在秋瑾被砍頭的街市口走來走去，其內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認為魯迅是一個非常瞭解革命者孤獨的小說家。
魯迅自己卻不走向革命。當時每個黨都希望魯迅能加入，因為他
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可是，從頭到尾，魯迅沒有加入任何一個黨。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寫文章感念年輕的革命者，他的學生柔石、胡也頻都是在白色恐怖時遭到逮捕的年輕詩人，魯迅為文時，甚至不能寫出他們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列寧革命前，幫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詩人，其中包皮括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他們在革命前奔走呼號，寫了幾首詩讓大家在酒酣耳熱之際可以高聲朗誦，激動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後，這兩個人相繼自殺了。
有一段時間，我的書桌玻璃墊下壓著葉賽寧自殺後的照片，太陽穴上一個窟窿。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這就是革命者的下場，或者，是紀念詩人與革命者的孤獨之間非常迷人的關係。
這些人的詩句多年來感動著每一個人，而他們的生命卻多走向了絕對的孤獨。
何謂絕對的孤獨？就是當他走上刑場時，他感覺到自己與天地之一切都沒有關聯了。
而這部分，歷史不會說。
後人講到林覺民、講到秋瑾、講到徐錫麟、講到陳天華，是從一個政治的角度稱他們為「烈士」，所以他們慷慨赴義，死而無怨，歷史不會寫到他們也有孤獨的一面，更不會提到他們生命最後的那種荒涼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紹興的街口，對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實的日出，也看不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長夜何等煎熬，這是生命最後的荒涼。而她的屍首曝曬數日，是不能去收的，誰去收誰就是同黨，直到一兩個星期後，她的好友吳芝瑛冒著九死一生偷回屍體，把屍體運到杭州埋在西湖岸邊。
吳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資料能保留下來，就是歸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吳芝瑛。這些清代後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們今日讀來都要覺得瞠目結舌。
回到九○年代台灣的學運，當時我在東海教書，擔任系主任的工作，從電視新聞與報章媒體得知有那麼多的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過夜，有那麼多的學生佔據台北火車站，發表演說，要求與政府高層對話。而再晚一點大陸的天安門廣場上，也有一批學生集結，大家是否還記得？吾爾開希穿著睡衣去與李鵬對話的書面。
他們讓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詩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後畫下一個漂亮的句點，其實蠻難堪的。這是我一直想講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獨應該有一個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嗎？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敗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皮合著夢想的完成，但是在現實中，一旦革命成功，夢想不能再是夢想，必須落實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瑣瑣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務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詩。
如果你堅持革命者的孤獨，就必須是像司馬遷寫《史記》所堅持的美學意識形態。並不是說不能當劉邦，我相信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劉邦而不是項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敗者，但是在美學之中，留下的符號總是一個一個出走的孤獨者、失敗者。
現在我經過台北火車站、經過中正紀念堂，十多年前學運的畫面還會躍入腦海，而十多年前學生對我說：「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參與這些東西」時，我說：「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輕，去旁邊感受一下那種激昂吧！」
說這話時，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歲時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這麼說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沒有什麼不切實際的夢想？沒錯，就是不切實際，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實際，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夢想的嘉年華。
參加學運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皮括我在巴黎一起參加學運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參加而參加，他們甚至不知道遊行的議題到底是什麼。但是，曾經感受過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記。
我還記得當年經過中正紀念堂時，看到一個約莫大二、大三的男學生，有一張很稚嫩的臉，已經被推為學生領袖了，他必須向大家發言，他必須懂得組織，這麼多的學生光是吃飯問題、衛生問題就叫人頭痛了。當他在台上講話時，有時會羞怯，有時會說得不好，有時還會撥一下頭髮讓自己漂亮一點；然後跳一個時空，這張臉可能到了立法院、總統府，仍然站在講台上侃侃而談‥‥
這兩張臉要如何去迭合？對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張照片的問題。
後來這些人都變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會碰到，我總是試圖在他們臉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獨感，如果我能夠找到一絲絲的孤獨，我會覺得很高興，雖然我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個夢想，使他的官做得不倫不類？
這可能是我的問題吧！
也許我應該再寫一篇有關台灣學運的小說，因為世界上很少有學運這麼成功。當年參與野百合學運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職，這時候對於學運的反省和檢討，以及對參與的革命者內在孤獨感的檢視，會是一個有趣的題目。為什麼十年來沒有學運了？是社會都改革了嗎？還是所有的夢想都不再激情了？
夢醒時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參加安那其組織，帶頭的是一個姓蔡的香港學生，記憶中他的頭髮很漂亮，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男性有這麼美的頭髮，我發現他每次在跟大家談克魯泡特金的時候，旁邊圍坐的人都在看他的頭髮。就在那一剎那間，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領袖應該要很美的。
革命這東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總是來自一些你無法說明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記得組織裡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戀他，每次他講話講到困頓的時候，會出現一種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責的‥‥你可能會想，一個革命領袖怎麼會是柔弱的，應該是很剛強的呀？事實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時候我們投票給一個人，就是因為他的柔弱使你覺得心疼。
這位蔡姓領袖是我所接觸到的第一個學運領袖，他所帶領的團體整個變成美學。我們那時候住在巴黎的一個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起，有一台打字機，大家輪流打字，辦了一個刊物叫《歐洲通訊》，裡面有很多克魯泡持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去做導遊，賺了錢回來就放在一個筒子裡，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講過，後來我退出是因為發現有人偷筒子裡的錢。那大概就是我的夢醒時分了吧！我覺得，如此高貴的團體裡怎麼會有
這麼骯髒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革命者的孤獨是革命者迷戀自己年輕時候的潔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極其美好的，而且每個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個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會願意共同為了這個理想而努力。
我現在讀克魯泡特金的作品都是當作詩來讀，因為他一直相信人類終有一天會不需要政府，自動自發地去繳稅、去建設，不需要他人來管理。我年輕的時候相信他，現在的我則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有階級，一定會有窮人與富人。
也就是說，當你有一天說出：「哪一個社會沒有乞丐？」時，就表示你已經不再年輕了。
然而，即使你已過了夢想的年歲，年輕時候的潔癖仍然會跟著你，在某一剎那中出現時，還是會讓你寢食難安，讓你想問：「是不是已經老了？是不是已經放棄當年的那些夢想？」
如果說年輕時的夢想是百分之百，過了二十五歲以後會開始磨損，也許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獨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別人談了，仍是內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說〈安那其的頭髮〉裡，我描寫野百合學運的領袖有一頭美麗的長髮，而一個叫葉子的女孩迷戀著他，可是他們之間的男女情感不會激昂過革命同志的情感，因為革命是為了一個更大的、
共同的夢想。因此，葉子可以懷著身孕，仍然在廣場上沒日沒夜任勞任怨地做著所有學運的事情；可是背後有一件事連葉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她迷戀的是頭髮，還是頭髮下面的信仰？
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話中，大力士參孫的頭髮被剪掉之後就失去力量；而軍隊、監獄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頭－－我清楚地記得上成功嶺的第一個晚上，當所有人的頭髮都被剃光時，我感覺到大家都變一樣了。
頭髮好像是個人獨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頭髮，個性就消除了。有人跟我說，監獄裡再厲害的老大，一剃掉頭髮，就少了威勢。頭髮好像有一種魔力，像是符咒一樣的東西，影響人類的行為。
我在這篇小說裡用了超現實的處理；在月圓的晚上，一陣風吹來，領袖緩緩拉下那一頭異常美麗的頭髮，竟是一頂假髮‥‥從來沒有人發現。
其實克魯泡特金是一個禿頭，他在瑞士寫《一個反叛者的話》時，拍下一張照片，當時他已經沒有頭髮了。這讓我想到把頭髮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獨結自在一起，於是寫下〈安那其的頭髮〉這篇小說。
革命者的自覺
我個人很喜歡這篇小說裡的一段是關於夜晚的廣場，這個場景是
我在參加野百合學運時，坐在夜晚的中正紀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晝的激情過後，到了夜晚，廣場上年輕革命者的叫囂都沉睡了，我看到廣場上一個一個的睡袋，一張一張稚嫩的臉，有的睡袋裡是男女朋友相擁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種省思，並且感覺到自己與這些年輕生命的關聯。如果說我愛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刻。
做為一名女子，如果對所愛戀的男子的意見不斷猜測，相信是堅決的要那其主義者的他所鄙視與反對的吧。
有一次葉子問起他有關女子頭髮長短的問題時，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說：「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會以男子的悅樂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
他說完之後，似乎也自覺到對問話者不屑的表情。長久以來和平的安那其主義的內在訓練使他立刻對自己的行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緒，有些抱歉地撫愛起葉子的一頭長髮，安靜地說：「葉子，有關頭發的問題，並不是安那其主義的重點。」
葉子同時感覺著黨人的與男子的愛幾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時間，她仍然無法調整好那來自肉體的悸動的貪戀與頭腦思想中理性信仰的關係。
但是，結果她還是把一頭長髮剪短了。
她這樣想：頭髮既不是為了取悅男子而存在，過去存留長髮的許多近於夢幻的聯想其實可以一併剪除。頭髮的確如領袖所言是最接近人類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帶了最多與思想有關的意識型態的辯證在內。
葉子對著鏡子，把一片及腰的長髮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氣，決絕地一刀剪斷了。葉子剪完頭髮，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有
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彷彿被剪去的不是頭髮，而是她屬於過去沒有覺悟的女性的種種。
「革命，真正的革命並不是動刀動槍，而是革除掉腦中腐敗、霸道、墮落的部分。」
黨人們不是常常這樣說嗎？
葉子因此覺得從女性中解放了出來，第一次感覺著安那其不僅要解除人類在歷史伽鎖中有開「家庭」、「國家」、「民族」、「階級」等等腐敗墮落的觀念，也同時連帶地要將歷史加諸於性別上的差異與主從性質也一併解放了。
寫這一篇小說時，我其實沒有考慮到讀者的閱讀，我想很多讀者對這一個領域相當陌生，原因之一是台灣在二次大戰後，思想是被壟斷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間的辯論，在戒嚴時代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師陳映真先生，因為翻譯了一篇馬克思理論的小序言，印給他的朋友，就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缺乏思想思辨的習慣。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時，談到一個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間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當年參與學運的領袖都不一定擁有思辨的習慣。學運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學運領袖可能三十出頭歲就變成政府重要的官員，他們沒有時間繼續保有革命者的孤獨，去醞釀對其社會理想進行思辨的習慣。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一下子從受壓迫者變成執政者，沒有辦法繼續發展革命者的孤獨感。
當我重讀這篇小說，有一個待別的感觸：一個社會裡的失敗者角
色，其意義與重要性為何？司馬遷的項羽、司馬遷的荊軻，留在歷史上，使失敗者知道他就是該扮演失敗者的角色，使他能發言去對抗成功者，才有所謂的思辨。
對於台灣學運發展的過程，一方面我們會慶幸對一個保守到開始腐敗的政權，在最短的時間內引起社會的反省與檢討；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舊的，反而無法延續反省與檢討。所以在小說中，葉子懷孕後離開領袖，她好像發現了原來自己是因為愛上領袖的頭髮才變成安那其的黨人，當她離開後，又開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絲邊的襪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義批評為「小資產階級」的小可愛女性形態，但她覺得，她還是要回來做自己。
我當時隱約覺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認識自己而產生的自覺，革命會變得非常危險。
佛學與革命的糾結
清代末年有很多動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譚嗣同，他是康梁政變六君子之一。他是學佛的人，卻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權失敗，滿清政府在逮捕黨人時，他其實有充分的機會可以逃跑。但他對梁啟超說：「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沒有人走，革命無以成功；沒有人留，無以告所有曾經相信這次革命的人。」他決定扮演走向刑場的角色。
我相信，譚嗣同內心裡有一種空幻、一種虛無、一種無以名狀的孤獨，使其將佛學與革命糾結在一起。當他覺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時，他會選擇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畫那些割肉餵鷹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譚嗣同讓我們看到一個孤獨的革命者最高的典範吧！其性格延續到了共產黨成立時另一個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灣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這號人物，他的書《餓鄉紀程》在台灣也不容易買到。瞿秋白是一個學佛的文人，會刻印、寫書法、搞詩詞，但是他突然對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決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聽到俄國發生革命時，儘管對俄國一無所知，他還是進了同文館開始學俄文，然後坐火車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國。《餓鄉紀程》就是記錄這一段過程，描述與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車上打麻將，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塗時，他卻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國革命成功了，中國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們看到一個學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卻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最重要的一首歌〈國際歌〉翻譯為中文（原來是法國巴黎公社的歌曲，後來譯成各種語言為全世界共產黨黨員所傳唱）。瞿秋白回到中國以後，就變成共產黨的領袖；但他終將成為《史記》裡的失敗者。在他成為領袖後，他突然發現自己不是一個領袖，他是愛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鬧出了一些「傳聞」，聽說他和沈從文、丁玲、胡也頻等人在一起時，共產到連婚姻愛情都共產。
八一年我在美國見到丁玲，曾經親口問他這件事，她矢口否認。不論傳聞真假，革命者之間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難以理解的。
胡也頻後來被國民黨槍殺，丁玲被安排化裝成一名農婦連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護她北上的關鍵人物。後來在剿匪時期，瞿秋白因為領導無力在福建被抓，關在長汀監獄，這時候他寫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後來在八○年代由香港明報登出，叫做《多餘的話》，這是他臨終前的作品。
現在談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灣他是一個共產黨，在大陸他則被當作共產黨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寫了《多餘的話》。在《多餘的話》裡，他談到自己根本不適合作為共產黨，更不適合當一名領袖，他無法拋棄內心對唯美的追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餓鄉紀程》和《多餘的話》這兩本書，就能看到瞿秋白從堅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滅，竟有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樣的人，將來都會是新《史記》裡的重要角色，他們都是矛盾人性的組合，在整個時代的變遷中，其豐富的性格是最值得書寫的。
瞿秋白最後要槍決時，行刑者要求他轉身，他說：「不必。」就面對著槍口，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結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詩：「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一個共產黨領袖最後寫出來的絕命詩，根本就是一個高僧的句子。
從譚嗣同到瞿秋白，他們都是失敗的革命者，後面繼承的人或許成功了，但就像《史記》裡的劉邦，成功的人不會可愛，可愛的一定是這些失敗的孤獨的人。
文學有時候會看到一些邊緣的東西，不一定是在當代論斷。包皮括
我自己在寫〈安那其的頭髮〉這篇小說時，我一直在想著從清末民初到現代學運革命者之間糾纏與複雜的關係。
如果還有文學‥‥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美麗島事件？我當時從墾丁到高雄，正好遇到這個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認識的朋友，包皮括小說家王拓。王拓的父親和哥哥都是漁民，相繼喪生海上，他在小說裡寫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卻在那個年代被套上「鼓吹階級革命」的罪名受到撻伐。我剛從法國回來，天真爛漫，就寫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學解聘。這事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過癮－－我為自己相信的東西，做了一個無怨無悔的選擇。
王拓是當時的受壓迫者、失敗者，原本懷抱一個苦悶的夢想，為漁民的悲苦發聲，使人相信文學應該要涉足生命的領域，但是今日的文學，如果還有文學，它的觸手應該伸向何方？
前陣子，我打開電視看到兩個人，一個是王拓，一個是詩人詹澈。詹澈在台東農會，是二○○二年農漁民大遊行的總幹事，我在編《雄獅美術》「鄉土文學」時認識他，向他邀稿，當時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會穿個軍裝跑到雄獅的辦公室來找我，我們會一起談他寫的詩。後來他娶了女工葉香，回到台東從事基層的農工運動。在電視新聞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時出現，前者代表執政黨，後者是民間的聲音。看到這個畫面，我有一種好深好深的感觸，他們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們代表的其實是兩種對立的角色。
這個社會當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須要有「務實」的人，可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兩個人的對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謬性。
二○○二年的選舉，我看到選前宣佈退選的施明德，想到在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天天急著看報就想知道他有沒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個小孩子與一個巨大機器的對抗，他的逃亡變成我的一種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寫新《史記》，我該如何定位這一號人物？他究竟是一個荒謬的過氣人物，沾帶著一個被人嘲笑的夢想，還是代表一個巨大夢想破滅後孤獨的失敗者？
我不在意政黨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遠不會存在於權力之中，永遠是在一個邊緣、弱勢的對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個年代曾經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樣的人物。廖添丁也沒有做過什麼事，不過是劫富濟貧，可是民間會覺得這個人真的可愛，因為他用了一種頑皮的方法去對抗統治者這座巨大的機器。
巨大政治機器的角色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可是誰會是下一個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嗎？
我不在意政黨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在政治中，那個克魯泡特金自稱的「反叛者」角色，還在不在？
反叛者不會是政黨裡、家庭裡、學校裡、社會裡那個「聽話的人」，而是一個讓你恨得牙癢癢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
社會認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後快；有的社會則是把反叛者視為「你」和「我」互動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後者是比前者可愛多了。
同時，反叛者也不應該是被當政者所讚揚，或者說「收買」、「收編」的。《水滸傳》裡一百零八條好漢都是因為各種遭遇而瞭解到自己與政權之間絕對對立的關係最後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說最後作者留下一個很有趣的謎：到底宋江有沒有接受招安？
有人認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規軍，也有人認為他繼續在梁山上替天行道；這兩種結局使得一百零八條好漢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際。
安那其主義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內心裡那個反叛者的角色，永遠不被收買，永遠不被收編。
難道學運到此為止？
學運曇花一現，但是社會裡性別的問題、階級的問題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都還需要有更多反叛者促使其覺醒，為什麼不再有學運了？難道學運到此為止？下一個覺悟的學生會是誰？
如果我要動筆寫一本現代《史記》，我將要記錄誰？是荊軻，荊軻在哪裡？是項羽，項羽在哪裡？是卓文君，卓文君在哪裡？我該如何書寫這些決絕者在革命時刻的孤獨感？
「革命」這個字義長期以來與「政治」劃上等號，但我相信它應該有一個更大的意義，就是如克魯泡特金所說的「反叛者」，是對自我生活保持一種不滿足的狀態進而背叛，並維持背叛於一個絕對的高度。
所有的政權，不論是如何起家，最終都會害怕革命。可是厲害的政權甚至連革命都可以「玩」，全世界大概沒有人玩革命比得上毛澤東，他可以把革命變成一部戲：戴上紅臂章（不要小看這個像徵性的動作，代表了毛澤東也是紅衛兵的一員）支持坐在天安門前的學生，並且說了一句全世界執政者都不敢說的話：「造反有理」，因為他這麼一講，沒有人想到他就是要被造反的對象，所以全部的人都被反了，除了他。這是極高明的招數，只能等歷史去算這一筆帳。
革命會被篡奪，革命會被偽裝，革命會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所以對真正的革命者是更大的考驗：要在什麼樣的環境裡去保有革命的薪火相傳，才能把孤獨心念傳遞？
我真的覺得革命並不理性，是一種激情。而古今中外的革命者，都是詩人，他們用血淚寫詩，他們用生命寫詩，他們所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語言的美好，更多是生命華貴的形式。
而對台灣的學運，我總有一種矛盾的情緒，既高興它很快的成功了，又難過學運成功得太快，人性裡最高貴的情操不足歷練，人性的豐富性也來不及被提高，是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吧！
每每在電視上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國會議堂中發言，我就會
想起他們曾經擁有過的光釆，想起他們談起理想時熱淚盈眶的表情‥‥我只能說，是不是有一個生命在他們心裡消失了？在短短幾年之中，他們忘了自己曾經相信過的那個巨大的夢。
我相信，現實的政治其實是夢想的終結者，如果現實的政治能保有一點點夢想，將是非常非常可貴。
至於書寫者？
當司馬遷在漢武帝年代寫楚漢相爭時，已是在事件發生七十年之後，這本禁書在知識分子間流傳，讓知識分子們有所警惕，知道自己的操守是會如此被記錄的，我相信，這便是文學書寫者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