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大約一九四八年）偶然在一本《讀者文摘》上看到一段補白：「每日清晨對你自己說：『我將要遇到好管閒事的人，忘恩負義的人，狂妄無禮的人，欺騙的人，嫉妒的人，驕傲的人。他們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他們不能分辨善與惡。」這幾句話很使我感動。這是引自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這一位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羅馬皇帝與哲人，至今仍存在於許多人心裡，就是因為他這一部《沉思錄》含有許多深刻的教訓，雖不一定是字字珠璣，大部分卻是可以發人深省。英國批評家阿諾德寫過一篇評論，介紹這一位哲人的思想，收在他的批評文集裡，語焉不詳，難窺全貌。我最近才得機會讀其全書，並且適譯一遍，衷心喜悅之餘，願為簡單介紹。
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生於公元一百二十一年，卒於一百八十年，是羅馬貴族。父、祖父俱為顯宦。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主要的是斯多葛派（Stoic）哲學，自幼即學習著過一種簡單樸素的生活，習慣於吃苦耐勞，鍛煉筋骨。他體質孱弱，但勇氣過人。狩獵時擒殺野豬毫無懼色，但對於驕侈逸蕩之事則避之唯恐若浼。當時羅馬最時髦的娛樂是賽車競技，每逢競賽之日，朝野轟動，甚至觀眾激動，各依好惡演成門戶，因仇恨而廝殺打鬥。對於此種放肆過分之行為馬可獨不以為然。他輕易不到競技場去，有時為環境所迫不能免俗，他往往藉故對於競技不加正視，因此而備受譏評。
馬可於四十歲時即帝位。內憂外患相繼而來，戰雲首先起自東方，北方邊境亦復不靖，羅馬本土亦遭洪水氾濫，癘疫饑饉，民窮財盡，局勢日非。馬可出售私人所藏珠寶，籌款賑災。其對外作戰最能彪炳史冊的一役是一百七十四年與Quadi族作戰時幾瀕於危，賴雷雨大作而使敵人驚散轉敗為勝，史稱其軍為「雷霆軍團」。後東部總督誤信馬可病死之訊叛變稱帝。馬可不欲引起內戰，表示願遜位以謝，叛軍因是紛紛倒戈，叛軍領袖被刺死。馬可巡撫東方，叛軍獻領袖頭顱，馬可怒，不予接受，並拒見其使者，說：「我甚遺憾竟無寬恕他的機會。」赦免其遺族不究，寬宏大量，有如是者。屢次親征，所向皆克，體力已不能支，一百八十年逝於多瑙河之濱，享年五十九歲。
作為一個軍人，馬可是幹練的，武功赫赫，可為佐證。作為一個政治家，馬可是實際的。他雖然醉心於哲學，並不懷有任何改造世界的雄圖，他承先人余烈，盡力守成，防止腐化。在統治期間權力稍過於集中，但為政力求持平，用法律保護弱者，改善奴隸生活，藹然仁者之所用心。在他任內，普建慈善機關，救護災苦民眾，深得人民愛戴。論者嘗以壓迫基督教一事短之，其實此乃不容諱言之事，在那一時代，以他的地位，壓迫異教是正常事，正無須曲予解脫。
《沉思錄》（Meditations）是馬可的一部札記，分為十二卷，共四百八十七則，除了第一卷像是有計劃地後添上去的之外，都沒有系統，而且重複不少，有的很簡單只佔一兩行，有的多至數十行。原來這部書本不是為了出版給人看的，這是作者和他自己心靈的談話的記錄，也是作者「日三省吾身」的記錄，所以其內容深刻而誠懇。這部書怎樣流傳下來的已不甚可考，現只存有抄本數種。不過譯本很多，曾譯成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挪威文、俄文、捷克文、波蘭文、波斯文等。在英國一處，十七世紀刊行二十六種版本，十八世紀五十八種，十九世紀八十一種，二十世紀截至一九八年已有三十種。這部書可以說是對全世界有巨大影響的少數幾部書之一，可以稱得起是愛默生所謂的「世界的書」。
馬可的《沉思錄》是古羅馬斯多葛派哲學最後一部重要典籍。斯多葛派哲學的始祖是希臘的季諾，大概是生存於公元前三百五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五十年之際。他生於塞浦路斯島，此島位於東西交通線上，也可說是一個東西文化的接觸點。東方的熱情，西方的理智，無形中會集於他一身。他在雅典市場的畫廊（stoa）設帳教學，故稱為斯多葛派哲學之鼻祖。Seneca（按：即塞內加）、Epictetus（按；即埃皮克提圖）與馬可是這一派哲學最傑出的三個人。這一派哲學特別適合於羅馬人的性格，因為羅馬人是特別注重實踐的，而且性格堅強，崇尚理性。斯多葛派的基本的宇宙觀是唯物主義加上泛神論，與柏拉圖之以理性概念為唯一的真實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多葛派哲學家認為只有物質的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但是在物質的宇宙之中遍存著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形式而出現，如火，如氣，如精神，如靈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法則，皆是。宇宙是神，人民所崇拜的神祇只是神的顯示。神話傳說皆是寓言。人的靈魂也是從神那裡放射出來的，而且早晚還要回到那裡去。主宰一切的原則即是使一切事物為了全體的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識地為了共同利益而與天神合作。除了上述的基本形而上學之外，馬可最感興趣的是倫理觀念。時至今日，他的那樣粗淺的古老的形而上學是很難令人折服的。但是他的倫理觀念卻有很大部分依然非常清新而且可以接受。據他看，人生最高理想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謂「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謂，而是上面所說的「宇宙自然」。人生中除了美德便無所謂善，除了罪惡之外便無所謂惡。所謂美德，主要有四：一是智慧，所以辨善惡；二是公道，以便應付人事悉合分際；三是勇敢，藉以終止苦痛；四是節制，不為物慾所役。外界之事物，如健康與疾病，財富與貧窮，快樂與苦痛，全是些無關輕重之事，全是些供人發揮美德的場合。凡事有屬於吾人能力控制範圍之內者，有屬於吾人不能加以控制者，例如愛憎之類即屬於前者，富貴尊榮即屬於後者。總之，在可能範圍之內需要克制自己。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對宇宙整體負有義務，應隨時不忘自己的本分，致力於整體的利益。有時自殺也是正當的，如果生存下去無法盡到做人的責任。
馬可並不曾努力建立哲學體系，所以在《沉思錄》裡我們也不能尋得一套完整的哲學。但是其中的警句極多，可供我們玩味。例如關於生死問題，馬可反覆叮嚀，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他說：
你的每一樁行為，每一句話，每一個念頭，都要像是一個立刻就要離開人生的人所發出來的。
莫以為你還有一萬年可活。你的命在須臾了。趁你還在活著，還來得及，要好好做人。
全都是朝生暮死的，記憶者與被記憶者都是一樣。
你的命在須臾，不久便要燒成灰，或是幾根骨頭，也許只剩下一個名字，也許連名字都留不下來。
不要蔑視死，要歡迎它，因為這是自然之道所決定的事物之一。
對於視及時而死為樂事的人，死不能帶來任何恐怖。他服從理性做事，多做一點，或少做一點，對於他是一樣的。這世界多看幾天或少看幾天，也沒有關係。
馬可經常地談到死。他甚至教人不但別怕死，而且歡迎死。他慰藉人的方法之一是教人想想這世界之可留戀處是如何的少。一切宗教皆以「了生死」為一大事。在羅馬，宗教是非常簡陋而世俗的，人們有所祈求則陳設犧牲匍匐禱祝，神喜則降福，神怒則為禍殃。真正的宗教信仰與熱情，應求之於哲學。馬可的哲學的一部分實在即是宗教。他教人對死坦然視之，這是自然之道。凡是自然的皆是對的。「我按照自然之道進行，等到有一天我便要倒下去做長久的休息，把最後的一口氣吐向我天天所從吸氣的空中去，倒在父親所從獲得穀類，母親所從獲得血液，乳媽所從獲得乳汁的大地上……」這說得多麼自然，多麼肅穆，多麼雍容！
人在沒有死以前是要努力做人的。人是要去做的。做人的道理在於克己。早晨是否黎明即起，是否貪睡懶覺。事情雖小，其意義所關甚巨。這是每天生活鬥爭中之第一個回合。馬可說：「在天亮的時候，如果你懶得起床，要隨時做如是想：『我要起來，去做一個人的工作。』我生來即是為做那工作的，我來到世間就是為做那工作的，那麼現在就去做又有何可怨的呢？我是為了這工作而生的，應該蜷臥在被窩裡取暖嗎？『被窩裡較為舒適呀！』那麼你是生來為了享樂的嗎？」馬可的臥房極冷，兩手幾乎不敢伸出被外，但是他清晨三點或五點即起身，馬可要人克制自己，但並不主張對人冷酷，相反的，他對人類有深厚的愛，他主張愛人，合作。他最不贊成發怒，他說：「臉上的怒容是極其不自然的，怒容若是常常出現，則一切的美便立刻消失，其結果是美貌全滅而不可復燃。」他主張寬恕。他說：「別人的錯誤行為應該由他自己去處理。」「如果他做錯事，是他作孽。也許他沒有做錯呢？」「你因為一個人的無恥而憤怒的時候，要這樣地問你自己：『那個無恥的人能不在這世界存在嗎？』那是不能的，不可能的事不必要求。」「別人的錯誤行為使得你震驚嗎？回想一下你自己有無同樣的錯誤。」「你如果對任何事情遷怒，那是你忘了這一點，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而發生的；一個人的錯誤行為不干你的事；還有，一切發生之事，過去如此，將來亦如此，目前到處亦皆如此。」
馬可克己苦修，但不贊同退隱。他關心的乃是如何做與公共利益相符合的事，他的生活態度是積極入世的。修養在於內心，與環境沒有多大關係。他說：「一般人隱居在鄉間、在海邊、在山上，你也曾最嚮往這樣的生活。但這乃是最為庸俗的事，因為你隨時可以退隱到你自己心裡去。一個人不能找到一個去處比他自己的靈魂更為清靜——尤其是如果他心中自有丘壑，只消凝神一顧，立刻便可獲得寧靜。」還真是得道之語。他又說：「過一種獨居自返的生活。理性的特徵便是面對自己的正當行為及其所產生的寧靜和平而怡然自得。」這就是「明心見性」之謂。馬可和我們隔有十八個世紀之久，但是因為他的誠摯嚴肅的呼聲，開卷輒覺其音容宛在，栩栩如生。法國大儒Renan（按：即勒南）在一八八一年說：「我們人人心中為馬可·奧勒留之死而悲慼，好像他是昨天才死一般。」一個苦修的哲學家是一個最可愛的人，至於他曾經做過皇帝一事，那倒無關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