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苦？讀書樂？一言難盡。
從前讀書自識字起。開蒙時首先是念字號，方塊紙上寫大字，一天讀三五個，慢慢增加到十來個，先是由父母手寫，後來書局也有印製成盒的，背面還往往有畫圖，名曰看圖識字。小孩子淘氣，誰肯沉下心來一遍一遍地認識那幾個單字？若不是靠父母的撫慰，甚至糖果的獎誘，我想孩子開始識字時不會有多大的樂趣。
光是認字還不夠，需要練習寫字，於是以描紅模子開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干……」，再不就是「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或是「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洞中才一日，世上幾千年」。手搦毛筆管，硬是不聽使喚，若不是先由父母把著小手寫，多半就會描出一串串的大黑豬。事實上，沒有一次寫字不曾打翻墨盒硯台弄得滿手烏黑，狼藉不堪。稍後寫小楷，白折子烏絲欄，寫上三五行就覺得很吃力。大致說來，寫字還算是愉快的事。
進過私塾或從「人、手、足、刀、尺」讀過初小教科書的人，對於體罰一事大概不覺陌生。念背打三部曲，是我們傳統的教學法。一目十行而能牢記於心，那是天才的行徑；普通智商的兒童，非打是很難背誦如流的。英國十八世紀的約翰孫博士就贊成體罰，他說那是最直截了當的教學法，頗合於我們所謂「扑作教刑」之意。私塾老師大概都愛抽旱煙，一二尺長的旱煙袋總是隨時不離手的，那煙袋鍋子最可怕，白銅製，如果孩子背書疙疙瘩瘩的上氣不接下氣，當心那煙袋鍋子敲在腦袋殼上，「砰」的一聲就是一個大包。誰疼誰知道。小學教室講台桌子抽屜裡通常藏有戒尺一條，古所謂梗桅，也就是竹板一塊，打在手掌上其聲清脆，感覺是又熱又辣又麻又疼。早年的孩子沒嘗過打手板的滋味的大概不太多。如今體罰懸為禁例，偶一為之便會成為新聞。現代的孩子比較有福了。
從前的孩子認字，全憑記憶，記不住便要硬打進去。如今的孩子讀書，開端第一冊是先學注音符號，這是一大改革。本來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我們的文字不是拼音的，雖然其中一部分是形聲字，究竟無法看字即能讀出聲音，或是發音即能寫出文字。注音符號（比反切高明多了）是幫助把語言文字合而為一的一種工具，對於兒童讀書實在是無比的方便。我們中國的文字不是沒有嚴密的體系，所謂六書即是一套提綱挈領的理論，雖然號稱「小學」，小學生誰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說文解字》五百四十個部首就會使得人暈頭轉向。章太炎編了一個《部首歌》，「一、上、三、示、王、玉、玨……」煞費苦心，誰能背得上來？陳獨秀編了一部《小學識字讀本》（台灣印行改名為《文字新論》），是文字學方面一部傑出的大作，但是顯然不是適合小學識字的讀本。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字，說難不難，說易不易，高本漢說過這樣一段話——
北京語實在是一種最可憐的方言，總共只有四百二十個音綴；普通的語詞不下有四千個，這四千多個的語詞，統須支配於四百二十個音綴當中。同音語詞的增進，使聽受者受了極大的困難，於此也可以想見了……（見《中國語與中國文》）
這是外國人對外國人所說的話，我們中國兒童國語嫻熟，四聲準確，並不覺得北京語「可憐」。我們的困難不在語言，在語言與文字之間的不易溝通。所以讀書從注音符號開始，這方法是絕對正確的。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是舊式的啟蒙的教材。《百家姓》有其實用價值，對初學並不相宜，且置勿論。《三字經》《千字文》都編得不錯，內容豐富妥當，而且文字簡練，應該是很好的教材，所以直到今日還有人懷念這兩部匠心獨運的著作，但是對於兒童並不相宜。孩子懂得什麼「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民國初年，我在北平陶氏學堂讀過一個時期的小學，記得國文一課是由老師領頭高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全班一遍遍地循聲朗誦，老師喉嚨干了，就指派一個學生（班長之類）代表他領頭高吟。朗誦一個小時，下課。好多首《詩經》作品就是這樣的注入我的記憶，可是過了五六十年之後自己摸索才略知那幾首詩的大意。小時候多少時間都浪費掉了。教我讀《詩經》的那位老師的姓名已不記得，他那副不討人敬愛的音容道貌至今不能忘！
新式的語文教科書顧及兒童心理及生活環境，讀起來自然較有趣味。民初的國文教科書，「一人二手，開門見山，山高日小，水落石出……」「一老人，入市中，買魚兩尾，步行回家……」這一類課文還多少帶有一點文言的味道。後來倣傚西人的作風，就有了「小貓叫，小狗跳……」一類的句子，為某些人所詬病。其實孩子喜歡小動物，由此而入讀書識字之門，亦未可厚非。抗戰初期我曾負責主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深知其中艱苦，大概越是初級的越是難於編寫，因為牽涉到兒童心理與教學方法。現在台灣使用的「國立編譯館」編印的中小學教科書，無論在內容上或印刷上較前都日益進步，學生面對這樣的教科書至少應該不至於望而生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