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傾注濃郁的感情去做一件事，肯定能做好，因為發自真心，會竭盡所能。但如果出於感情而做很多事，就未必每件事都能做好。做慈善的時間久了，我才對這段話印象深刻起來。
多年來，政府對西藏的教育問題一直很重視，在內地也設立了專門招收藏族孩子的學校，山東濟南西藏中學就是這樣的學校之一。藏地的孩子如果能到內地來學習，那是讓孩子們倍感榮耀的事，並且對他們的發展很有益處。
遺憾的是，西藏的孩子千里迢迢來到濟南讀書，寒暑假是不能回家的。交通受限，家庭經濟條件受限，從走出阿里的那天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要獨立在外地生活4年，畢業才能返回西藏。
4年，對一個不能和父母相見的十幾歲的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不言自明。
為了圓他們每年都能和父母相見的夢，I Do基金製定了這樣一個慈善計劃：假期送西藏的孩子們回家！
這件事想起來完美，可做起來才發現很難。有一年暑假，基金同事們開車送一個叫平措旺姆的孩子回家。平措旺姆的家在扎達縣香孜鄉西謝村，離扎達縣還有9個小時的路程，接近邊境。可是從扎達縣去她家的路被洪水沖斷了，由於其家鄉偏僻，信號又不好，根本無法聯繫上他的父母，面對這種情況，I Do基金同事們只好望“路”興歎。這個走了5100公里，離家只有120公里的孩子，只能淚眼婆娑地看著家的方向，哽咽著絮叨：“只要不下雨，還是可以開進去的……”
這還算是幸運的。還有一次，I Do基金的同事在護送藏族孩子回家的路上，遇到泥石流，一輛車翻了。萬幸的是，車裡的藏族孩子和同事都沒事。可我後怕的要命，本來是做好事，如果真出了人命，那可就成了人命關天大壞事，這責任是任何人都負不起的啊！
我終於從感情的熱潮中冷靜下來，我想明白了一個問題：做慈善要有理性，不是什麼慈善之舉都要去做，要挑選我們最擅長的事。
其實當你做過慈善後，你會慢慢變得 “冷血”，或者說，不再感性。這話乍一聽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卻是事實。我還記得汶川地震時，我和慈善總會的朋友們在醫院，許多工作人員對那些受傷的孩子很“冷酷”，一臉嚴肅，“機械性”地檢查著孩子們的受傷情況，然後把他們推到各個房間，這種分發是按受傷輕重來的。
我當時看到他們的動作很不能理解，特別是他們的神情。面對這些受傷的孩子，難道他們心裡沒有觸動嗎？
但後來有人告訴我，如果你真的是個慈善者，就應該敬業地工作，按規範去做好每件事，而不是放肆地流露感情，那樣於事無補。
到今天（2014年），做了六年的基金，我對慈善的認識已逐漸理性：不要在你的能力範圍所不及之處去設定過多的理想主義目標。比如，從企業客觀條件來講，經過10年的發展，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優秀的團隊，企業允許我拿出一部分精力來做這樣一個基金。但是，我們的目標不是今年拿2000萬去做這事，明年拿4000萬去做那事，一年要做20件、40件事。我設定的目標是，在我們能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從專業的角度去做規劃，做一些長期的有目標的事情。哪怕開始的第一年，我們只對一個人做了一件事情，這樣30年後，我們基金對社會的價值，也將會是巨大的。
在我的規劃中，基金的發展是一個啞鈴型的成長模式。在基金剛成立的時候，因為經驗和規模的不成熟，我們需要不斷地去嘗試適合我們的項目，做得會比較多，跨度範圍也比較廣。隨著基金的不斷發展，我們的團隊逐步成熟，經驗逐步豐富，就需要把有把限的精力放在有限的幾個項目上，用最好的資源把它們做透做深。等基金發展成熟後，作為一個平台能調動更多的資源和社會力量時，我們又能夠去幫助更多的人，運作更多的項目。
基金目前還處在一個摸索階段，與社會上更多成熟的公益組織或機構比較，我們確實不足費再多筆墨。不過，慈善本就不是一個拼資金的事情，我們可以不是最大規模的，最多資源的，但我想做到的是，我們一定是最用心的。
所以我一直堅持兩個觀點：一是勿以善小而不為，而且要親力親為。在我們早期的慈善公益行為中，很多項目並不成體系，但只要我們力所能及的，一定會去做。包括去西藏做慈善這件事，很多人認為完全不用這麼艱苦的做法，親自運送物資，與孩子們遊戲互動，耗費的人力物力太多，不如直接捐些款項過去。可慈善真的不是匯款郵寄包裹。如果不是親自去，怎能知道當地人真正需要的幫助是什麼？對福利院的孩子來說，對那些缺乏親情見誰都叫“媽媽”的孩子來說，真正需要的可能並不是物質上的捐助，而是關懷與溫暖。
第二個觀點是可持續慈善。有一次，一個國際上的捐助團隊到學校做慈善。學校老師把孩子召集過來，集合，準備發東西。誰知，被老外制止了。他們認為，這種毫無付出就能獲取的事情很容易養成一種習慣，對孩子將來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於是，他們召集孩子一起勞動，勞動的報酬便是捐助的物資。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慈善不是單純的“給予”，成熟的公益行為，應該是更多地幫助求助者自救，培養他們一種技能，通過有原則地幫扶去激發他們自我發展的能力。這就是可持續慈善，真正長久的公益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