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由於當時信號中斷，所以直到15日，很多人才看到震後畫面，那些血淋淋的場景，孩子們從廢墟中被挖掘出後的嚎哭，動人心魄。我看了不到三分鐘，就做出一個決定：捐款2000萬給汶川。
事後想來，這純粹是一個感性的本能決定。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沒有進行任何理性的分析，而是那些災後慘不忍睹的畫面直接催生了我的決定。
心學大師王陽明說，所謂致良知，無非就是你面對一件事情時，不經任何思考而做出的直接反應，就如同條件反射一樣。如果你面對一件事時有了思考的能力，那說明你的良知純度不高，因為任何事情經過思考、分析和琢磨後，就不是良知的本體，喪失了人類最基本的良知。
可以說，純粹是出於感性或者說是良知，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時光流逝，我越來越對當初那個感性決定感到驕傲。
在一個朋友的介紹下，當天我就和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見面。他出其不意地問我：“你想怎麼把這2000萬捐出去？”
我一愣，心想，捐款而已，難道還需要什麼方式嗎？
會長告訴我，捐款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直接把錢捐出去，什麼都不管了；一種方式是成立個基金，長期做慈善。
我脫口而出：那肯定長期做慈善。
會長語重心長地說：“長期做慈善說得容易，做起來可是很難的。你要考慮清楚。”
我說：“我考慮清楚了。”
後來我才知道，長期做慈善比轉山還不容易，你成立個基金就等於有了公益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必須要有人專門專心去做這件事，找基金資助的公益項目，並對整個項目進行監督，還要有其他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
當時有人曾問我，面對汶川，沒有人不會動心，捐款也在意料之中，可即使比你有錢的人，也很少在那麼短的時間裡下定決心捐2000萬，你當時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嗎？
我不詫異於朋友的提問。當我們在做一個相對大的決策後，外人會很驚訝，其實我們本人是心平氣和的，因為這個決策背後已經有了積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2008年決定成立I Do基金之前，我和我的公司已在慈善的路上。我們先後捐助了多所圖書館和小學，捐助各基金會和組織倡導的很多公益行動。
然而，在成立I Do基金之前，無論是哪種慈善，其實都是零零散散。成立I Do基金後，我才真正把慈善當成一個專門的事業來做。如果說做慈善在成立I Do基金之前和之後有什麼區別，那麼我可以說，之前，我做的是捐款的慈善；之後，我做的則是親力親為的慈善。
基金成立一天後，我就決定去汶川。出發前一晚，有朋友從汶川打來電話說，如果你來汶川，就請帶點人血清蛋白來，因為傷者太多，急需人血清蛋白。
我連夜聯繫了所有朋友，發動了全部社會關係，終於在第二天中午，獲得了20支人血清蛋白。幾乎是馬不停蹄地，我們終於在當天晚上9點抵達綿陽520醫院。
到了醫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人血清蛋白原來是一種為截肢患者及重病患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時候使用的，我的心馬上揪起來了。當我看到被人血清蛋白救助的兩位重症兒童時，也是我在地震後第一次真正見到身上寫滿了地震痕跡的孩子！
兩個都是女孩，蜷在雪白床單裡面，一個失去了左臂和右腿，一個非常偉大，本來已經逃出，卻因為再次返回營救同學截掉了雙腿。正是這次送藥，讓我知道了背後更加震撼人心的故事，北川中學整整一個班的同學，都被埋在地下，整整70多個小時，他們喝墨水，啃課本，維持著體力，對十幾歲的孩子，重創的身體和巨大的恐懼，消磨著意志，有人因無法忍受痛苦而自殺，有人被救回後，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再也沒有好轉。
40多個孩子，只有6人挺了過來，居然是靠了周華健的一首《朋友》和一個最簡單的願望：出去一定要好好吃一頓。
其實，我這個人，最看不得孩子受罪，永遠沒辦法對孩子說“NO”。在地震之後，倖存下來的孩子在一年之內經歷了無數次大手術。每次大手術後，孩子們都會因為疼痛失去繼續堅持的勇氣，這時候我會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第一時間衝到醫院去陪她們，聽她們發洩痛苦，疏導她們的情緒，用耐心和愛讓她們平靜，讓她們看到康復的希望。
我對孩子們的關愛，也由最初的衝動變為責任，最終轉化成一種親情。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親力親為的慈善所帶給我的感動。當我看到她們小小的身體裡竟然蘊藏了那麼堅韌、強大的力量。看到她們堅持過來，並且戰勝了那麼多的心理陰影，從心底真正地站起來，真正地快樂起來，我的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種成就感。
正是這種責任感、成就感，支撐著我在未來的慈善道路上，越走越遠。
與李亞鵬一起看望兩個經歷汶川大地震後康復的女孩。
在阿里參加I Do基金的慈善活動時與孩子們在一起。
孩子們的笑容讓我們心裡暖暖的，我們帶去的物資也許很重要，但帶去的希望則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