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慶街是個三教九流、魚龍混雜的地方，能在這條街生存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我們是坐出租車到吉慶街的。
車門打開，「轟」地一下——吉他、大提琴、二胡、手風琴、琵琶、薩克斯管、笛子、葫蘆絲、民歌、通俗、搖滾、京劇、漢劇、點菜、吆喝、划拳……各種器樂和喉嚨發出的聲音撲面而來，魔幻般地洋溢在一起，後來，攝影師把下車時的感受形容為——「直接沸騰」。
民間藝人滿街都是。為了尋找合適的採訪對象，我們在街上徘徊了無數個來回。武漢7月的桑拿天、吉慶街上此起彼伏的各種聲音、晃來晃去的各色藝人……兩個小時後，我頭昏腦漲。
我們遇到劉雨時，已經累得不行了。當時，我們剛剛在「花花大排檔」找了張桌子坐下，點了一份麻辣小龍蝦、一盤水煮毛豆和一瓶啤酒。
「各位，打擾一下，能否允許我為你們唱一首歌？」伴隨著一聲沙啞的詢問，劉雨就這樣出現在我們面前。
他那天穿著藍色牛仔褲，黑T恤，金邊眼鏡，光頭，手裡拎著一把黃顏色的吉他。
我請他坐下，倒了杯啤酒遞過去，把旁邊嘎嘎作響的電扇抬起來對著他吹，我說：
「能否允許我們聽聽你的故事？」
他坐下來，將我打量了一番後問：「你們是記者吧？」
「是的。」我點點頭。
他得意起來：「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劉雨的光頭在大排檔的燈光下顯得有些亮，眼角的皺紋在眼鏡後面不時地游動著，他慢吞吞地喝上一口啤酒，用筷子夾起一隻蝦放進嘴裡，鼓起兩腮開始蠕動，然後用手把蝦殼取出來，小龍蝦的蝦殼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那天晚上，劉雨沒有做生意。他向我們講述了自己，以及吉慶街的故事。
黑暗和炎熱誕生的街道
你肯定沒經歷過武漢半夜停電。那時候，每個單位挨個停電。因為知道停電計劃，大家都眼睜睜地等著黑暗蔓延到自己家。我讀過一首詩，是個武漢詩人寫的。他說，地獄一樣黑暗的炎熱出現了，這地獄之火沒有光，它灼熱、潮濕、黑暗，遠處可以聽到輪船的汽笛，讓人想像江上有微弱的風吹到蚊帳裡。
晚上熱得睡不著覺，大家就跑出來吃東西，就有了大排檔，光吃東西也無聊，大家得找點什麼消遣，這才有了吉慶街上的這些藝人。
我離婚後，抱著吉他流浪了很多地方，最後來到吉慶街。那時候，街兩邊還只有兩層的磚瓦房，破破爛爛的，有的屋頂上還長著雜草。那時候，人都比較粗魯，動不動就砸杯子。也經常有人打架鬥毆，有時也死人。
本來我沒想在吉慶街長待的。可第一天感覺還不錯，我記得那天剛好碰到一桌客人結完賬，正準備走，他們看到我就問：「你會唱什麼歌？」我說：「《多年以後》。」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唱得淚流滿面，結果人家給了一百塊錢。我挺喜歡這裡，就留了下來。那時候黃毛來得比我早，在街上已經很有名氣，我天生嗓門大，黃毛在那邊唱《夢迴唐朝》，我就在這邊唱《回到拉薩》，後來，我們倆互相欣賞，就組了個「黃毛樂隊」，搭班子一起唱上了。
街上的「江湖」
吉慶街最早是安徽幫的天下。黃毛也是安徽幫的。安徽幫的特色是小姑娘多，長得也不錯，因為她們自古就有賣唱的傳統。安徽幫講規矩，如果有人在一個檯子唱歌，是沒有別的人去問的。
安徽幫有個專門唱《孟姜女》的組合很厲害，唱著唱著，眼淚就「吧嗒吧嗒」直往下掉。而且每次都掉，眼淚不掉下來不收錢。我覺得很吃驚，就問她們，眼淚怎麼能每次都掉下來呢？她們說，這有什麼難的，想著別的女生都在和男朋友看電影、逛商場，我們卻要在這裡賣唱，覺得自己可憐，眼淚不就掉下來了？
吉慶街另一個大幫是孝感幫。最開始，孝感幫的人不是來賣唱的，她們大多在這裡賣花、擦皮鞋、照相或是當服務員，後來她們看到賣唱來錢快就改了行。孝感幫出來後，江湖就亂套了。你還沒唱完，她們就開始在旁邊搗亂。她們五音不全，也不學什麼音樂，抱著弦都不准的吉他，用黑糊糊的指甲稀里嘩啦地瞎搞。有客人聽了後說，你們好初級呀！我心想，怎麼能算初級呢？弦都調不准，只能算瞎弄。
有個叫「三員幫」的組合也是孝感幫的，叫她們「三員幫」是因為她們原來是三個服務員。
「三員幫」更不會唱歌，她們連弦不准的吉他都不需要，一上去就乾爹乾媽地叫，然後一會兒幫客人敲背，一會兒用歌單幫客人扇風，最後，再用很嗲的聲音說：「大哥，給你唱個《三個老婆》好不好，給你唱個《桃花運》好不好？」聽著我都覺得噁心。不過，大多數男人，只要老婆不跟著，都很少能過「三員幫」這關。
武漢幫是拉不下面子型的，也是最晚加入的。武漢幫的人大多四五十歲，上有老下有小。他們主要搞民樂和西洋樂，如果要算藝術水準，應該是這條街上最高的。
我有個好朋友叫楊陽，是武漢幫的。他彈琵琶，所以，綽號「楊琵琶」。「楊琵琶」是武漢音樂學院學器樂演奏的，畢業後在湖北省實驗歌舞團工作。剛來的時候，「楊琵琶」總是躲躲閃閃的，而且需要躲的人還很多，同學、同事、老師、學生、朋友、鄰居都要躲。有一次，「楊琵琶」有個很喜歡的學生到吉慶街吃飯，他沒躲開，被看見了，那學生就再也沒理他。為此，他難受了好一陣。
以前，「楊琵琶」從不接受媒體採訪，因為那時他兒子還在武漢音樂學院學鋼琴，他擔心媒體報道後，會對兒子有不好的影響。不過，現在他無所謂了，他兒子考上了烏克蘭一所大學的鋼琴碩士。
「楊琵琶」不抽煙，但客人給他煙他就接下來，別在耳朵上，碰到誰要就給誰。有一次，「楊琵琶」給一桌客人演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其中一個客人問他，一個最好的琵琶多少錢？他說，一萬二左右。那客人說，你這琴太差了，我捐助你一個琴好不好？「楊琵琶」當然一個勁地說謝謝。他以為別人說說就完了，沒想到那客人第二天真來了。人家給了他一萬塊錢，讓他再添兩千買把好琴。後來，「楊琵琶」也沒去買好琴，他說他缺錢，他覺得這種事在人家來說肯定是件很快就忘的小事情。
去年冬天，來了個江西小姑娘，臉圓乎乎的，一雙眼睛又黑又亮，也就四五歲的樣子，長得很可愛，穿著很厚的羽絨服，戴著紅色的帽子，脖子上紮著同樣紅色的圍巾，手裡抱著一個葫蘆絲。我當時覺得她的父母太渾蛋了，這麼小就讓她出來，真是作孽！可後來才知道，她其實是袖珍人，已經18歲了。她很有趣，除了智力像普通人一樣發展以外，其餘地方都長不大，不像侏儒，臉還是成年人的。她精得很，哪個檯子好，哪個檯子不好，她都一清二楚。我們關係都挺好，她讓我們叫她「天山童姥」。有時候，我們也跟「天山童姥」鬧著玩，比如她經過的時候，我就一把拉住她，說：「天山童姥，嫁給我當老婆吧？」她就一邊踢我，一邊說：「不行，我這麼小。」我說：「我可以等你呀！」然後，她就哈哈哈哈地笑。不過，她最討厭的就是別人問她：「小妹妹，你幾歲了呀？」只要客人問她這問題，她都會特別不舒服，扭頭就走。
藝人比客人還多
2000年的時候，街兩邊蓋起了高高的商品房。但樓上的居民很快就開始抱怨他們睡不著覺，嫌我們太吵，可這條街晚上吵是出了名的，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圖安靜還要買這裡的房子。後來，樓上的居民不停地告狀，不停地往樓下扔西瓜皮，扔啤酒瓶，扔各種東西。為了防止砸傷客人，各家大排檔也都搭起了棚子。
後來，政府就成立了「管委會」專門管理我們。為了防止聲音過大，規定樂隊組合不能超過三人，一個樂隊不能有兩把薩克斯管，深夜一點後不許賣藝？這些規定都能理解，但去年夏天，又出台了新政策，如果想在吉慶街賣藝的，要交800塊錢入場費，然後每個月交300塊的管理費。原來藝人是來去自由的，很多人做一做，覺得不好也就走了，現在把錢一交，無論如何都只得留在這裡。2002年到2004年是吉慶街最興旺的時候，燈火輝煌，有上百家的排檔，上千張桌子。可是現在要打長江隧道，吉慶街的一半被封掉了，排檔也少了一大半，藝人們交了入場費又不願意走，所以，經常是藝人比客人還要多，競爭越來越激烈，藝人們的作風也就越來越混亂。
於是，今年藝人協會就向管委會提出希望淘汰掉一部分作風差、水平低的藝人，管委會說，你們每人交20元考試費來參加篩選考試吧。後來，每個人都參加了考試，每個人又都留了下來。一陣忙活之後，管委會又賺了一筆。
已經沒什麼回頭客了。人家說，原來是來了武漢不來吉慶街等於沒來武漢，現在是來了吉慶街再也不想來武漢！現在就算聽見客人說「滾」都特能理解，你想，這條街三百多藝人，就算兩個人一組，都有一百多組，也就是說，你來這裡吃飯，有一百多組人過來問你聽不聽歌，或是問都不問就開唱，你能不煩嗎？
「我們活著也許只是為了相互取暖」
每天七八點鐘都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因為根本不想出來，我從來沒把在吉慶街唱歌當成一種職業，雖然是老江湖了，可每天來到吉慶街，看著這麼多人，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有時候，你去問客人，各位，打擾一下，能否允許我為你們唱一首歌？有的客人會說，給老子滾，聽個×的歌，你們也會唱歌？還有的客人會說，唱歌可以，但你得跟著我的節奏唱，然後，他就拿起筷子在碗上一陣亂敲。有一次，我只唱了一句，一個客人就說，我也是搞音樂的，我唱得比你好。我對他說，我不是搞音樂的，我只是賣唱的，您別跟我比，見到您，我無地自容，我對不住您了。總之，碰到那種發神經的檯子，我就故意把歌唱得不好，因為我根本就不想做這種生意。
不聽的客人我就隨便唱，聽的客人我就好好唱，如果一桌人，不吃不喝不說話，非常安靜地聽，我就非常投入感情地去彈唱。
有一次，一個高高的，挺帥的年輕人，點了一首鄭鈞的《極樂世界》，當我唱到「我們活著也許只是為了相互取暖，想盡一切辦法只為逃避孤單」的時候，他突然眼淚開始嘩嘩地流，我嚇壞了，問他：「你怎麼了？」他說：「沒事，就是心裡難受，我太理解你了。」一開始，我以為他喝酒喝多了，後來才發現不是。他聽完，一隻手擦眼淚，一隻手背到後面去做手勢，讓他的朋友拿錢來。
還有一次，一個男的讓我給他唱歌。他說，他從來沒聽過這麼舒服的歌。我們聊一會兒，唱支歌，喝杯酒，再唱支歌，再聊一會兒。那天晚上我們喝了18瓶啤酒，最後他說：「我應該把所有錢都給你，可我今天帶的現金不夠，有多少算多少吧。」然後留了50塊錢打車，把錢包裡所有錢都給了我，有八百多塊。
不過，有時候唱高興了，也會吃悶虧。曾經有好幾次，客人特別喜歡我，我就和他們一起高談闊論，嘻嘻哈哈，我也特別賣力地又彈又唱，大家兄弟長兄弟短地叫了一整晚上，感覺都蠻好。最後給錢時，我客氣了一下說，算了吧。人家就真的把錢收了起來。回家的路上我難過死了。這一晚上算是白幹了！
吉慶街是個三教九流、魚龍混雜的地方，能在這條街生存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離不開的吉慶街
花花大排檔外有一家賣煙酒飲料的副食店，老闆娘姓朱，我們都叫她朱大姐。
有一天，朱大姐問我：「你想去淘金子嗎？」
我以為她在跟我開玩笑，就說：「做夢都想去呢。」
她說：「那剛好，我認識一個人是湖南辰州礦業有限公司的，也就是原來的湘西金礦，他們那邊很多金礦可以承包，用礦石提煉金子，可掙錢了。」
朱大姐還生動地向我描繪了發財以後，生活被改變後的所有細節。
我認真地想了想，覺得自己再也不能這麼混下去了，這也許就是離開吉慶街的機會。
走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喝酒。黃毛、孫薩克、「楊琵琶」還有朱大姐都來了。黃毛說：
「你終於離開吉慶街了，真為你感到高興啊。」
黃毛中途也出去開過餐館，後來餐館虧了錢，又才跑回來。
當上金礦老闆後，我發現花錢比賺錢快多了，光添加設備就一下用掉五六萬，我承包的那個金礦是土法煉金。剛開始技術不過關，耗了很多時間，幾個月裡，也就煉了120多克金子，後來，礦石原材料漲價，還要給工人發工資，很快，我帶去的10萬塊錢就沒了。我想，看來自己的命運跟黃毛一樣啊。
賣唱者/高遠攝重新回到街上唱歌的那天我印象特別深。我記得，自己從床上爬起來，走進廚房，打開水龍頭往自己的臉上潑水，用手掌輕輕拍打，我以為這樣能讓自己清醒，可還是感覺特別困。當時特想突然下大雨，這樣，我就有足夠的理由在家裡再躲一天。
可那天沒下雨。我不得不拎著吉他向吉慶街走去。從我租的房子到吉慶街很近，只要穿過一條狹窄的巷子就到了，巷子兩旁是高高的院牆，牆上貼滿了各種性病廣告，腳下是一條石板鋪成的路，石板是活動的，經常會把下面的水從石板間的縫隙裡踩出來。
走到巷子口的時候，我特別猶豫，那是種無地自容的感覺。那條街就躺在眼前，我又開始聽到那嘈雜而重疊的各種聲音。我站在巷子口覺得自己特可笑。就在我不知道該往什麼地方走的時候，我看到了黃毛，他抱著吉他走過來，我就喊：「黃毛，我正要去找你。」
他笑著說：「呵，淘金的回來了，是發了大財回來請我們喝酒的嗎？淘了多少金子呀？」
我紅著臉說：「金子沒淘到，金水倒是有一些，不過，現在都流光了。」
吉他一年沒摸，歌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對黃毛說：「你把我帶著，我好久沒唱，一點感覺都沒有。」
黃毛就把我帶著。幾首歌後，我賣唱的感覺又找了回來。那天晚上，黃毛請我喝酒，孫薩克、「楊琵琶」他們也來了。雖然一年多沒見，可我們還是最好的朋友。
當然，那幾天，我被問得最多的肯定是：
「你不是淘金去了嗎？怎麼又回來了？」
老闆問，唱歌的問，服務員問，連賣花和擦皮鞋的都問，搞得我一次次地無地自容。
不過，慢慢就習慣了，後來，誰再跟我提金子，我就朝他嘿嘿地笑。
倒是副食店的朱大姐一見到我就說：「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我說：「沒關係，你也是為我好，只不過我運氣不好。」
女兒的願望
我現在就是覺得特別對不起我女兒。她原來一直跟我前妻的爸爸媽媽在一起，我每年給他們寄三千塊的生活費。今年，我才把她接過來。我覺得自己特別虧欠她，從來沒輔導過她讀書，我如果在她旁邊的話，她成績不會像現在這麼差。好在她特別懂事。那天我問她：「你覺得爸爸在街頭賣唱丟人嗎？」
她說：「爸爸你憑本事吃飯，又不偷又不搶，有什麼好丟人的？」
我說：「爸爸在大排檔賺錢很委屈的，你哪天可以去體驗一下。」
她說：「你怎麼知道我沒去？我在遠處偷偷地看過你呢。」
我說：「那你就用功唸書，將來找個不被人欺負的工作。」
她說：「爸，我不喜歡唸書，你送我去學跆拳道吧，以後我跟在你後面，誰敢欺負你，我就踢他。」聽了她這話，我心裡特別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