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縣交警隊的白色宣傳車停在廣場邊上。車門開著，後座上堆了些宣傳交通法規的小冊子，59歲的游嘉良坐在車裡，一身藏青色警服，繫著領帶，襯衣領子筆挺，肩上扛的是「兩槓三」（一級警督這樣的警銜在縣城裡算是到頭了，縣公安局局長也不過如此）。游嘉良把白色大簷帽摘下來放在腿上，戴了幾年，可帽子的顏色他還是不大習慣。交警隊裡，他的警服也跟別人有小小的差別，別人臂章上繡的是「公安」，而他的是「司法」。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他一直是監獄的管教幹部，擔任過教育科科長以及好幾個大隊的大隊長。不過，五年前，他所在的監獄在佈局調整中被撤掉了，三千多犯人被分送到省內的其他監獄，幹警們也都分流走了。他沒去找新單位，還有幾年就退休了，就領退休金了，何必呢？作為監獄的「留崗休息」人員，他拿著監獄發的工資，還可以幫交警隊搞搞宣傳，「打打零工」，只是每隔一段時間，他要回到那個已經荒廢的監獄去值班。監房還在，儘管已經破敗不堪，但畢竟還是國有資產，他們這些「留崗休息」人員要輪流去看看。
每當坐上重返監獄的中巴車，望著車窗外那熟悉的山坳，過去的日子，便又回來了。
一
四十一年前，游嘉良的夢想是報考清華大學的物理系。
不過，和很多同齡人一樣，他的大學夢毀於那場跟文化有關的運動。1970年，在晃蕩了四年之後，這個1966年高中畢業的「老三屆」從縣城下到鄉里當了一名物理老師。
他課教得好，學生喜歡，老師們也認可，可卻始終不快樂。在那個鄉中學，有人提才能上調工資的考核榜。他不是本鄉人，沒人提。所以，每逢調工資，他便會心寒。1984年，他終於離開了站了十四年的講台，換了工作。
新單位便是那所監獄，一個寸草不生的地方。犯人主要的勞動是日復一日地在山洞裡挖硫黃，山坡上的那些綠色早被硫黃熏得沒了蹤影，吸入鼻腔的永遠是那嗆人的臭雞蛋味。當地人告訴他，這地方也叫硫黃礦。
可游嘉良喜歡這地方。
這裡的一切是那樣不同，什麼樣的事情也都有可能發生。和一成不變、充滿排外思想的鄉中學相比，這個勞改局直管的省級單位似乎更具包容性，幹部和犯人都是從四面八方來的，沒人再將他視為外鄉人。
他先是在子弟學校當老師，然後很快成為了大隊裡的管教幹部。他穿上了警服，別上了手槍，那都是他一直夢想的。那身「行頭」讓他精神抖擻。
他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跟犯人接觸時的情形。他要向入監隊的犯人作報告。那都是些剛從看守所轉過來的新犯人。他要對他們說什麼呢？儘管他已經當了十四年的老師，可在監獄裡，他也是個新人。他有些緊張，生怕自己說不好。監獄長對他說：你就把他們當成你的學生好了，犯人也是人，只不過是一些犯了錯的人，跟犯了錯的學生一樣。
獄警/高遠攝他昂首挺胸地穿過那些新犯人的隊伍，給犯人們作報告。
他作了充分的準備。他對他們說：
「我不能說歡迎大家，畢竟沒人願意到監獄裡來，到這裡，你們首先要明白監獄是什麼？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監獄的任務主要是正確執行刑罰，但幫助你們改過自新才是監獄存在的最終目的。你們要正確認識自己的改造環境，不要對監獄有恐怖感。你們往往是因為自身存在著各種無法克服的弱點，在邪惡的慾望前沒有把握好自己，才觸犯了法律。你們不要自卑，進來一次也好，長長教訓，一輩子受用……」
報告結束時，他聽到了熱烈的掌聲。
他心情不錯，因為再也不用為課堂紀律而操心。犯人的眼神也沒有他之前所想像的那樣凶神惡煞，恰恰相反，在之後的接觸中，他發現犯人總會在他面前表現得很老實，並不失時機地呈現自己悔改的誠意。他們都希望評上「勞改積極分子」，爭取各項加分，努力減刑。沒人願意在這「四面牆」裡多待一天。
二
這既是一個嚴肅的專政機關，也是一個效益不錯的國有企業。
計劃經濟的年代，硫黃生產出來是不用愁賣的。監獄那時候是全縣的稅收大戶，內部有的是錢，什麼都周轉得開。犯人們永遠都有新囚服和新鞋穿，精神面貌好，勞動積極性也高。監區有好幾個大隊，每個大隊分工不同：一大隊負責修房；二大隊負責發電；三大隊負責養豬；四大隊負責種蔬菜水果；五大隊負責挖礦……每個月生產出來的肉、蔬菜、水果吃都吃不完。犯人們除了勞動改造，還要在育新學校裡學習，參加掃盲班、技工班，學識字，學木工、泥瓦工、鍛工……教室是嶄新的，課桌也是嶄新的，比周圍的鄉鎮學校條件不知好多少倍。監獄有時還會請文化教員來教樂器，讓他們陶冶情操。附近農民沒見過小提琴和薩克斯，他們會指著那些形狀各異的黑皮箱好奇地問游嘉良：「游大隊，這是什麼新式武器？」
監獄還會請縣上的人來放電影。電影一般放兩場，頭天幹部看，第二天犯人看，在操場上放。「首映」的時候，幹部家屬們會提前把自家小板凳搬去圍成半圓佔位置，如果是冬天，孩子們還會帶個小火爐來，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圍著邊烤火，邊看電影。那時候演的是《地道戰》、《南征北戰》、《小兵張嘎》……不過，在游嘉良的記憶裡，《少林寺》才是最轟動的，放映時，整個監獄像過節一樣。
那時候，幹部們總有機會喝點小酒，打點小麻將，或是到週末舞會上跳跳舞。生活雖然比不上現在的多姿多彩，卻也讓當地人無比羨慕，因為附近農民當時還在住土屋，點煤油燈。
在這個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打聽硫黃礦怎麼走，別人會告訴他，順著這條路走，突然看到一個燈火通明的熱鬧地方，那就到了。儘管空氣中永遠瀰漫著臭雞蛋味，儘管山坡上常年寸草不生，儘管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可還是有很多人想到這裡工作。一些附近的農民問：「同志，我可不可以進來勞改？」
三
硫黃礦裡自然是要采硫黃的。
游嘉良當過採礦隊的大隊長，那時候，每天七點半，他都會準時站在操場上給那些下井的犯人點名，安排他們當日的工作。工作量是自上而下定的，勞改局下達一個總任務，監獄再分到各大隊，大隊再分到中隊，中隊分段，段再分小組，最後製成生產報表，考核完成。
任務不是他定的。有時候，碰到任務量突然加大，他就會對他們說：「這個工作量對大家是一個新挑戰，你們有沒有信心接受？」
「有！」犯人們總會聲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對於犯人來說，有沒有信心，他們都得接受，自己多問一句，只是給他們一些鼓勵而已。
通常這種時候，他還會換上工作服，戴上裝著礦燈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順著那條斜斜的巷道下井視察工作。他並不害怕。儘管「瓦斯爆炸」、「偏崩（從旁邊垮）」、「冒頂（從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稱經常被人們提起，但他自己還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視察能調動犯人的勞動積極性，從而更好地完成生產任務，他相信這一點。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抓那些牢頭獄霸的現形。逼迫其他犯人為自己勞動的現象不允許存在，可還是存在，即使勞動力不夠，他也要把這些「抗改分子」送去嚴管隊，因為他們不但不勞動，還會影響其他犯人的勞動情緒。在嚴管隊裡，這些「老大們」將喝不到熱水，吃不到熱菜，只有定量的干饅頭。什麼時候出嚴管隊要看表現，少則三五日，多則幾個月。
井下的硫黃味最嗆人，很多犯人都覺得分到這個隊最倒霉。他就挨個找他們談心，消除他們下井的恐懼思想，請人給他們傳授專業知識。後來，恰恰是那些當初下井隊的犯人出獄後最厲害，他們熟悉井下構造、礦石分析，精通各種井下設備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當上了小煤礦的老闆，發了財。電視裡偶爾會有關於監獄的節目播出。似乎在所有的監獄裡，犯人床上的被子都疊成了豆腐塊，臉盆拖鞋刷牙缸子排成了一條線……犯人們個個懂禮貌，人人愛學習，幹部一進門，都會全體起立喊：幹部好！
他的監獄也能看到這些，不過只有模範大隊才有。記者來採訪，編劇、演員來體驗生活，上級領導、人大代表來視察工作，都會被帶去那裡。那裡的犯人一言一行都被專門要求過。而其他監房則更像工人宿舍。大多數時候，犯人勞動回來都是該放衣服放衣服，該洗臉洗臉，然後倒在床上休息。每天的勞動都是滿滿的，豆腐塊似的被子也沒時間去疊，因為硫黃礦的犯人要三班倒。
四
逢年過節的時候工作最緊張，因為犯人開始思鄉了。他得輪番找他們談心，交流思想。他得組織開「節前教育會」，進行安全大檢查，安排親屬接見，安排他們打「親情電話」。
接見的時候從來都是幾家歡喜幾家愁。九點一過，他就用大喇叭叫那些來了親人的犯人的名字，讓他們出來排隊。接見室並沒有電視裡出現的那樣先進，只有鐵柵欄和板凳，沒有隔音玻璃和電話。犯人們總是各懷心事地等待著點名，然後接見，最後表情各異地出來。家人從不來探望的「遺棄犯」總會在這天臉上寫滿失落和悲傷。他們會眼淚汪汪地對他說：「我媽不要我了」，「我老婆跟我離婚了」，「我兒子不認我了」……
電話的免提鍵是要按下的，他的任務是盯著自己的手錶，告訴他們：「抓緊說，每人只有一分鐘。」犯人們有抓起電話想不起家裡號碼的，有占線的，有沒人接的，有打錯的，有被家人掛斷電話的；通上了話，有哭的，有笑的，有發呆的……
除夕鞭炮響的時候，犯人最激動。他們會把玻璃瓶、罐頭蓋、湯匙等一切能弄出響聲的物件往窗外扔。他們會狂喊「過年嘍」，如果值班管教朝他們吼幾句，他們會用更高的叫聲壓過去。大牆瞭望哨的探照燈總是狂掃個不停。
又是新的一年。
五
有時候，游嘉良覺得，手下的一些幹警比犯人更難管理。他們總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幹部是無期徒刑」。他覺得這都是些牢騷話，他不喜歡聽。當他聽到他們抱怨「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時候，他就會問：「不是人待的，我在這裡待了二十多年，難道我不是人嗎？」
剛來的幹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們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離開來，寧願自己餓著，也不吃工地食堂裡犯人做的飯，他們怕犯人會下毒。儘管缺乏生產經驗，但是他們還是固執地安排犯人照他們的想法去勞動，因為他們不相信犯人會改好，會好好勞動。他們沒想過，大多數犯人都想好好表現，爭取評上勞改積極分子，爭取減刑加分，早獲自由。他發現他們似乎並不懂得這些最基本的道理。
儘管從1990年開始，國家就明文規定禁止體罰犯人，可體罰現象依然存在。犯人的素質參差不齊，管教也一樣。有一次，有個管教發現四個犯人偷偷打麻將，就把犯人叫到院子裡，讓他們把水泥磚當成麻將打，自己則坐在一旁指揮，「碼牌啊，摸牌啊，打啊，碰啊」，看著犯人哭喪著臉把水泥磚搬來搬去。一些打過犯人的幹警外出時會提心吊膽，害怕遭到報復。
游嘉良想不出誰會報復他。他在基建隊時蓋房子的犯人，當上了包工頭；他在下井隊時挖硫黃的犯人，當上了小礦主；他在教育科時幫他出《新生報》的犯人，現在是縣裡廣告公司的老闆。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們還是叫他大隊長，要招待他吃飯。
最讓他懊惱的是那些思維被犯人帶著走的管教。曾經有管教被犯人唆使著帶他們出去在老百姓趕集時偷錢，然後分贓；也曾經有犯人唆使管教放他出去，然後也沒收到錢；還有的犯人在外勞動時，看到路邊賣水果的婦女，就把褲子脫光了大搖大擺走過去，然後趁婦女扭頭蒙臉時偷別人籮筐裡的水果，而管教則在一旁放風，看著是否有領導出現……
發現這樣的管教幹部，他總希望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不留情面。但這並不容易。不少幹警都跟各級領導沾親帶故，軟磨硬泡地往下壓他。人情大過王法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儘管這是個特殊單位。
他工作起來總是全身心投入。長期虧損的四大隊，他去了一年後，便有了30多萬元的利潤。他去哪個大隊，哪個大隊就離不開他。那些大隊之所以扭虧為盈，離不開他的「整風」，而他嚴肅的「整風」也給他帶了不少「風言風語」。他發現要好好地幹成一件事真的好難。總是把一個大隊幹得有起色之後被迫離開。這個時候他就覺得還是當老師好，單純。他有一個賢惠的妻子，每當他累得癱在床上的時候，她會幫他脫下警服，輕輕解下他的領帶，幫助他脫鞋，讓他休息一會兒。她會把他疲憊的頭枕到枕頭上。
六
游嘉良在教育科當了三年科長。
入監隊和出監隊都歸教育科管。在別人眼裡，這是療養的大隊，沒有生產任務。可游嘉良不喜歡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產大隊在他眼裡的區別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歡在生產第一線。月底時能夠完成任務，讓大家拿到獎金，自己得到表揚，盡到當大隊長的責任，這才能讓他滿足。
出監隊的犯人大多比入監隊的開心。與入監隊那些「新收」相比，出監隊的紀律相對鬆散，雖說一天八小時的學習時間不讓亂串，可從上到下，沒人太在意這裡的動靜。他們的改造生活已接近尾聲。他們這時變得遇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只求平平安安回家去。他們成了「自由犯」，可以幫管教外出買買東西，辦辦事。這些「一腳門裡一腳門外的人」服的是「殘刑」。游嘉良時常能看得到他們臉上那種浮躁的情緒，他知道他們已經開始不斷地回憶從前，嚮往自由，以往這些情緒都被繁重的體力勞動所壓抑，現在越接近希望，便越表現出來。
不時有人辦手續，取回他們留在賬上的錢，等他們在登記表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游嘉良就會把「釋放證」發給他們，看著他們充滿喜悅地從這裡消失。偶爾，他能從他們的喜悅中看到一閃而過的迷惘，那迷惘來自對外部世界的恐懼，他們不知道出去之後要多久才能恢復一個正常人的感覺，追上時代的步伐。他們沒有信心。
七
不是誰對追上時代步伐都有信心，監獄也一樣。
從1994年開始，監獄便開始追不上這個時代了。因為便宜，國家開始向加拿大進口硫黃。市場經濟讓中國的硫黃市場迅速疲軟，監獄開始面臨接連不斷的衝擊，犯人們挖出的硫黃賣不出去，可監獄局下達的指標還得完成，資金周轉開始困難，只能節省開採成本，然而在科學有效地開採這一前提下，成本不夠就開採不出來。經濟效益不好以後，福利就越來越少了，伙食越來越差，幹部壓力越來越大，開採成本跟不上，犯人只有加班加點地做，通過超強的勞動才能完成生產任務。到後來，為了完成生產任務，只能是亂采濫伐，一所預計還可開採五十年的硫黃礦在十多年內可采資源迅速枯竭。
硫黃礦開始進入惡性循環的時候，管教開始把怨氣發在犯人身上。犯人不時地挨打挨罵。每次游嘉良聽到山坳裡迴響的槍聲時，他知道，又有犯人跑了。
七八月間，收玉米的時候，犯人愛跑，他們能輕易地把自己藏到茂密的玉米地裡。停電的夜晚，大雨滂沱、風雨交加的夜晚，犯人也愛跑。
犯人跑了就要去追。追之前，先要上報獄政科，調出檔案分析，犯人可能會往什麼方向跑，並制訂追捕方案，然後到所有可能會經過的路段設伏蹲守。當地農民覺悟高，膽子大，只要聽到槍響，他們也會提著鋤頭出來追，抓到逃犯，監獄是會給獎勵的。路上守不到，就得趕緊去犯人家。在犯人家一蹲好幾天是常有的事。有時能抓回來，有時抓不回來。抓不回來就要被扣錢。跑一個犯人，最先是500元，然後800元、1200元，最後是10000元。勞改局扣監區的錢，監區扣大隊的錢，大隊扣中隊的錢，中隊扣個人的錢，一層層地扣。跑了犯人的管教很長時間內都抬不起頭，晉級、漲工資也都受影響，管教情緒更惡劣，犯人就更加痛苦，各種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伴隨著監獄的下坡路。
八
再也挖不出硫黃了，領導們開始思考監獄的出路。剛開始，計劃整體搬去旁邊的金沙縣搞煤礦，可偏巧那時候貴州發生了幾起礦難，上面便沒有批。於是，各個大隊的隊長就帶著那些刑期短、表現好的犯人出去打臨工，幫別人挖煤、修路、打石頭……什麼都做。
監獄一直熬到2002年才正式解散。那一年，貴州省監獄管理局進行佈局調整，撤銷一批長期虧損或是為適應時代需求而建在偏遠之地的監獄。大方監獄兩個條件都符合。
犯人們被轉移到省內幾個條件較好的監獄。命令一下，幾分鐘內犯人便打好了自己的背包；三天之內，這座關押了上千名服刑犯的大方監獄便再也不需要警戒，高牆電網的歷史使命就此終結。
較之犯人轉移的簡單迅速，幹警的分流相對複雜。有門路的自己調走，沒門路的等待安排。整個過程中，最苦惱的是那些老婆在附近鄉鎮政府單位工作的人，幹警分流只能在監獄系統調動，而附近已經沒有監獄，要麼幹警辭職，要麼老婆調動，要麼兩地分居，沒人知道什麼是最好的選擇。
有了新去處的幹警迅速變賣著自家帶不走的傢俱和物件，價錢很低，便宜了當地人。大家都匆匆搬走，過客一樣，沒有什麼眷戀的。
九
幾十年來，監獄和當地人形成的是一個二元世界。監獄的子弟學校不招當地的學生，監獄自己發電，自己養豬，自己種菜，從不向當地人買東西，也不跟他們來往，國家司法機關的幹部給了他們難以控制的優越感。唯一的來往是給當地人賠錢，硫黃的煙熏死了他們的莊稼。剛開始，農民單純，覺得監獄就是國家，賠多少是多少，說什麼是什麼。到了硫黃礦走下坡路的時候，農民卻有了經濟頭腦，開始提出更多的賠償。那時候，老天爺也似乎跟監獄過不去，時不時刮些怪風，把硫黃煙刮去一些之前從來到不了的莊稼地。於是，老百姓便會捧著被熏過的大白菜當著監獄領導的面捏成黃色的粉末，說，您看，昨天還是綠油油的，怎麼賠吧！
不過，與此同時，國家刑罰的威懾力也在當地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這裡的治安，一直都比附近村寨好。當地老百姓還意外地學會了一件本事，講道理。過去，這裡出現糾紛靠的是宗族勢力和誰家男孩多，打架厲害。而在後期，經過和監獄長期的處理糾紛的實戰訓練，他們發現要在監獄幹部面前捍衛自己的權利，只能是去跟他們講道理，所以，附近村寨的農民都比別鄉的更擅長講道理。
幾條岔路通往附近的寨子，他能隱隱聽到寨子裡的雞鳴犬吠。一扇扇監房的門都敞開著，他突然間想去摸摸那些牆壁和地磚，敲一敲，看看會不會有地道，秘密夾層，或是偽裝起來的門。他覺得自己有些好笑。他想起了每年過年的節前大檢查，搜查違禁品。
他路過井口，硫黃礦早已封閉，井口外有一潭透著鐵銹色的死水。他曾以為硫黃的味道將會伴隨他一生，可現在卻消散得無影無蹤。他有些懷念那刺鼻的味道，它是消毒的，這讓他從來不得什麼皮膚病。他經過煉硫黃的混凝土燃料爐，一個老人正在費力地敲爐邊的混凝土，以求弄到一點點鋼筋。曾經帶電的鐵絲網也被村民剪掉了，透過瞭望哨被撬光了玻璃的窗戶，他能看到監區里長瘋了的野草，野草堆裡散落著村民趕進來「圈養」的雞。監區的電線桿被拉倒了，村民們把外面的水泥敲掉，把裡面的鋼筋拿去賣了。他經常作報告的大禮堂的主席台上已是雜草叢生，禮堂頂上的瓦已經被揭光了，門、窗戶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不遠處曾經佈滿硫黃灰的山坡有了綠色，那是當地人新栽的。
一路走著，他突然發現這裡的一切都是那麼熟悉而又陌生。每輪到他值班，他總是這樣，到所有自己工作過的大隊走一圈。天很藍，陽光也很明媚柔和，只是，沒人再叫他大隊長，他再也沒犯人可帶，再沒機會和那些飄忽不定的眼神較量。
值完班，他會回到交警隊，在那裡打零工並非只為掙錢。他喜歡和交警隊的年輕人在一起，這讓他覺得自己也還年輕。年輕的交警如果向他打聽監獄裡的事，他就會用緩慢低沉的聲音跟他們聊聊監獄，聊聊犯人，聊聊硫黃礦，聊聊自己的經歷。有時候，他似乎能在記憶中聞到那硫黃的味道，隱隱約約，突如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