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一

李繼東朝屋外喊了聲：「大鬼，進來！」

「大鬼」彎著腰走進來。膚色黝黑，臉上坑坑窪窪，有些變形，像是某種疾病的後遺症。

「去買盒煙！」李繼東遞給她10元錢。

轉身出門時，「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兩顆門牙，嘴裡的牙齒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給她起的外號。」李繼東一邊說，一邊把腳從拖鞋中抽出來，用腳指頭按下地上的電源開關，立式飲水機發出轟轟的聲音。

「她曾經是我們雲南省名震一時的『零星販賣大王』，一天能賺十幾萬元，毒品就像菜一樣，擺在她家門口賣。她有個兒子，小時候不小心被牆上的鋼筋戳到腦袋裡死了。她結過兩次婚，兩個老公都因為販毒被政府槍斃了。她在『道兒』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經一個人跑去平興街買了20把手槍回瀾滄縣賣。她本該在監獄裡服刑的，後來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過來。」李繼東遞過來剛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買煙回來了。她望著我，我望著她，突然間不知道說些什麼。

「你覺得李繼東這個人怎麼樣？」我隨便問了一句。

「沒有東哥，我早死了，我們這裡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說話有些緊張。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著。隱約，我看到了她臂彎裡的文身。

「你那裡文的是什麼？」

「是我們拉祜族的文字。」

「寫的什麼？」

「幸福。」

38歲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給她姐姐打電話，說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絕了。她想不開，喝了好多酒，哭著要自殺，我去拉她的時候，手腕還被她抓出血了，我擔心了好久，好在檢測結果沒事。」李繼東頭向後微仰，蹺起二郎腿，輕描淡寫地講述著自己和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時候。

一輛沒有牌照的吉普車在山間盤繞而行。

「這裡曾經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地方，也曾經瘴氣橫行，1919年曾有三萬多人，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一千多人了。不過，現在好了，因為盛產普洱茶，思茅市馬上要改名為普洱市了……」從思茅機場到重生廠的一路上，我聽著李繼東，這個「2005年度中國民間十大禁毒人士」熱情的介紹。

話語間，李繼東的手機突然響了。他看看號碼，皺著眉猶豫了一下，在接通前罵了句「他媽的」。

「局長，有事嗎？……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來吧。」

「誰呀？」我問。

「衛生局局長，媽的，居然有臉打電話來！」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沒關係，我是在生衛生部門的氣，他們每年花國家那麼多錢，卻不作為！」

「怎麼個不作為？」

「他們抽血檢測，可結果只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圍的人。你想，如果這些人再去傳播怎麼辦，誰知道他們是感染者呢？這些人一發病，他們就去送藥，感染者當然感謝，但花很多錢去延長這些人的生命，卻不進行有效的監控，這些人又出去傳播該怎麼辦呢？有個感染者的妹妹在2002年就檢測出感染了艾滋病，可2004年卻生了小孩。我去衛生局問他們，為什麼不去做她的工作勸她不要生？或是她堅持要生，為什麼不給她做母嬰阻斷或是告訴她不要母乳餵養？這位局長說，生不生是她的權利，傳播不傳播是她個人的素質問題。我當時就急了，我說：你媽個逼的，你是畜生還是人呀？為什麼中國現在的艾滋病感染者這麼多？就是你們讓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險之中，就是你們不作為！他當時被我說得不好意思，就說，『保護感染者隱私權』是國家現在的政策，他們也沒辦法！晏記者，我只想問你一句，到底是少數人的『隱私權』重要，還是多數人的『生命權』重要？」

車窗外，茂密的山林裡升起濃濃的霧氣，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三

從磨思公路出來，經過一家磚廠，拐進一個小橋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盡頭。那兒有兩扇鐵柵欄門，門關著，但沒有鎖。前面立著兩塊圓牌子，白底紅字寫著「警戒」。

這裡曾經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地方。因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橋下，剛開始，李繼東叫它「磨思大橋下」，但現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這裡叫做「思茅重生廠」。

重生廠沒有生產許可證，也沒有稅務登記證，因為這個「廠」不生產任何產品。

李繼東按了兩聲喇叭，一個身穿迷彩服的年輕人飛奔過來，把門拉開。

「學員在幹活呢！」李繼東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學員，「這裡原來是一片沒人要的沼澤地，後來我帶著他們把地填平，挖了魚塘，蓋上房子，建起花園，現在，磚廠的人跑來說這片地是他們的。不得已，我就在門口豎上警戒牌，這叫『保衛家園』。」

李繼東帶領我參觀他所「保衛」的「家園」。他身材魁梧，面色黑黝，背有些駝，走路時手甩得老高，拖鞋在地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

學員穿著短褲，赤裸著文滿了各種圖案的上身。他們之中有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少數民族特徵加之雲南充足的陽光讓他們呈現出誘人的古銅膚色。無論如何，這些體型健壯的年輕人都讓人無法把他們和艾滋病感染者聯繫到一起。

學員們在蓋房子。政府一撥錢，李繼東就讓他們「建設家園」。頭髮染得黃黃的小伙子們有的和泥，有的砌牆，有的蹲在一旁曬太陽。李繼東路過時，他們的眼神中流露出明顯的敬畏。他不跟他們打招呼，他們也不會主動跟他說話。

「他們好像很怕你！」我說。

「必須讓他們怕！這些人原來都是偷騙搶慣了的，他要不怕你，你怎麼管理？」李繼東點了支煙接著說，「有個老人在外地給我打電話說，他想做同樣的事情。我說，你是好心，但有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給他們吃喝只是最簡單的，你得隨時處理各種突發事件，這些人要是不怕你，聚在一起，將是特別危險的事情！」

那一次，幾個感染者喝了整夜的酒，準備了三十多個啤酒瓶做的燃燒彈，準備去扔政府。李繼東是在深夜一點趕到的。他往門口一站，看著這群衣冠不整、搖搖晃晃、眼色血紅、充滿憤怒的人。他們也看著他，場面一下安靜了。他們抹著眼淚跪了下來。他們本打算在重生廠裡悄悄地走完自己生命最後的旅程。可政府的人說，到李繼東重生廠的人全都是艾滋病感染者，親朋好友都知道了，於是，他們都很傷心，於是，喝了酒，做了燃燒彈……

「當時，我跟他們說，感染了就是感染了，這沒有什麼可迴避的，去美國、去月球你們就沒感染了？不可能的！雖然你們不能盡孝，但只要還平安地活著，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安慰！」李繼東講話時有一種天生的霸氣，有人說他長得像個土匪，也有人說他在「以暴制暴」，總之，關於他，有太多別人無法倣傚的故事。

池塘邊有一間小屋。門口拴著一隻棕色毛的大狼狗。李繼東帶著我繞到屋子的另一面，那裡有扇小窗戶，藉著微弱的光線，我見到屋子深處一個男人弓著身子，面朝牆躺在地上，旁邊放著一個空碗。

這人曾經是個醫生，得知自己感染之後，咬掉了自己的半根食指，接著就瘋了。剛進來時，見誰咬誰，所以李繼東只能把他關起來，每隔兩天送一次飯。

「他姐姐覺得他可憐，跑來看他。他眼睛一鼓，上去就咬，還好，被我們的工作人員抓住頭髮，一把按在了地上。」李繼東輕聲說。

我下意識地往後退了一步，感覺有股冷風爬進了後背。

「我去跟檢察院的人說，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現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們說怎麼辦吧？我是把人放了，還是給你們帶來？他們說，你快去把他關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們！」

在一個被打得凹凸不平的檯球案邊上，李繼東和我抽著煙。頭頂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橋，汽車經過的呼嘯聲聽上去有些怪異。李繼東開始向我回憶他和他的重生廠。

四

李繼東曾經是大老闆，做過牛奶總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產預制板，開汽車修理廠……興隆的生意，幾百萬元的身家。那時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請朋友坐飛機到昆明吃頓午飯，下午再飛回來。2001年，李繼東認識了楊明翔，楊明翔是瀾滄縣公安局禁毒支隊的副支隊長。楊明翔經常一連好幾天待在李繼東龐大的汽修廠裡，那裡複雜的環境很受毒犯們的青睞，是蹲點守候的好地方。一來二去，他們成了好朋友。後來，楊明翔調到戒毒所當所長，就提議讓一些戒毒人員到李繼東的預制板廠工作。正常工人當時是500塊一個月，吸毒人員他給四百五一個月。一開始，李繼東以為自己賺了，可後來發現吸毒人員生產技能低，五個抵一個。礙於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結果就有了重生廠的故事。

當時來了78個人。國家規定強制戒毒所的強制期是一年。期滿的時候，35個人檢測出感染了艾滋病。這些人都處在社會底層，如果出去以後報復社會，後果不堪設想，當楊明翔表現出焦慮時，李繼東說：「以我的實力，把這些人養起來沒有任何問題。」

他沒有想到的是，預制板廠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預制板廠不再生產預制板。人們聽說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給他工程做，甚至連汽車修理廠也沒人來了。在人們眼裡，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見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沒了。

三十多人要吃飯，他開始不停地賣東西。2004年是情況最糟糕的一年，廠裡的大鐵門和機器都被拆下來賣了廢鐵，賣了502元，買回150斤大米，3天後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兩點，三十多人都還沒吃早飯，他就把修理廠裡上千元的備胎折價300元賣了，一天又過了……就這樣，他賣掉了自己的三輛車，甚至砸了兒子的存錢罐。

「我完全可以輕鬆地去掙錢，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這些事，在這個偏遠的地方，讓我孤獨地做這些事情，你說我值嗎？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想過放棄，因為那是放棄這事最好的時機。可一想到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沒了，我就想再堅持一下，再去賣點東西，再去借點錢。」

轉機是他堅持到2005年6月3日時出現的。那天，思茅市市長站在重生廠的茅草屋前，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你太不容易了，個人承擔了本該由政府承擔的責任，作為政府我們不能讓你流汗又流淚，我們有義務幫你把他們管理好，讓他們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長在現場開了一天的辦公會。政府決定：投入600萬元給重生廠；劃一處礦場供他免稅開採；部分學員納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當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來電話，說他一夜之間成了千萬富翁，讓他請客。他說：「我心甘情願地把這些錢都給你，如果你們哪個願意做、能做。」掛了電話，他就哭了。

看著李繼東，我想像著他掉眼淚的樣子，感覺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種長相和他那種性格的男人是應該沒有淚腺的。

「有一次，我兒子的老師給我打電話，讓我盡到一個做父親的責任，可我拿什麼去盡，我不敢帶兒子去公園，不敢帶他上街買東西，不敢給他開家長會，因為那些毒販說我多管閒事，總想報復我。你想：這裡的感染者，絕大多數是吸毒人員。我把他們控制起來，就等於把毒販的飯碗砸了。控制了這些以販養吸的零星毒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讓毒販一年少賺3000多萬元。有一次，我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東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說：『我早就是了！』」

五

重生廠內部也曾讓李繼東傷過不少腦筋。那些以偷養販多年的學員，總是難改自己身上的惡習。正所謂——家賊難防。

「18塊錢買的新鋤頭，5塊錢賣了；5塊錢買的草帽，5毛錢賣了；米面、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只要你能想得到的東西，他們就都有本事拿出去賣了換酒喝，換酸角汁喝，換煙抽……」

「那傢伙叫王波，別看他才22歲，可是能飛簷走壁的。」李繼東指著遠處一個正在砌磚的小伙子說，「他能像猴子一樣藏在拐彎的路邊的樹上，貨車一過，他跳進車廂，頭上能頂五片石棉瓦或是夾兩包水泥再跳下來。後來偷了27輛摩托車，判了兩年，他在看守所裡待了七個月後，檢測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廠來。他的身世其實挺可憐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後，在同一路段出了車禍，別人賠的30多萬全被他吸毒吸光了。剛來的時候，在我面前表現得特別積極，可每次讓他值班，他都悄悄地運點東西到外面藏起來，然後再出去賣掉。有一次，我剛給他們借完錢買上吃的往廠里拉，就看到他在往廠外滾鐵桶，把我氣得，下車就扇了他幾個耳光，踢了他幾腳。當然，也不會打得太重，打傷了，還是得我出錢去醫院醫治。光是王波，就這麼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覆覆都不下十多次。」

王波只是其中一個。李繼東說，像他這樣的，重生廠裡太多了。李繼東安排的正常的工作人員混在他們之中當「內線」，所以，即使他不在廠裡，也能對情況瞭如指掌。

除了家賊，為女人爭風吃醋打架也曾經是讓李繼東解決不完的問題。「在這裡，女的只有幾個，漂不漂亮都有人追，而且是好多人一起追。於是，我就在他們互相願意的情況下，給他們安排夫妻房，不准其他人再追。有學員跟我說：『東哥，我們也有生理需求呀！』我說：『我知道你們有生理需求，但有什麼辦法？得了這病，就陰悄悄地過吧，實在不行了就用自己的雙手，把它們當做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要是運氣好，我再在外面收點女感染者回來。』」

17歲的巴度是重生廠最小的。他是所有姑娘的「男朋友」，只有他才有權利跟別人的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走來走去，因為女人們都把他當做小弟弟。我見到他時，他正在跟傣族學員學打象腿鼓。巴度並不覺得自己小，他說他是大人了，因為他夢見有個女的要他舔她的腳。巴度是14歲時來的，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艾滋病是什麼，他只是看著早上還在教他彈吉他的哥哥，晚上送去了醫院就再也沒有回來。東哥說，他走了。李繼東給他買來小兔小鴨子，最多的時候巴度同時養了14只小動物，巴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走」，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他們自己什麼時候會「走」。

六

一聽到學員要請假回家，李繼東心裡總會咯登一下。很多次了，他們早上剛提出請假回家，下午卻進了醫院，到晚上就「走了」。

那是他們的迴光返照。

李繼東記得那個叫胡浩的學員。那天胡浩很早就爬起來，先是在池塘邊唱歌，然後打電話給李繼東，要跟他拉家常。電話裡，胡浩說自己想回家，說自己回去後肯定好好做人，還說自己想吃雞腿，想喝酸奶。李繼東感覺不對，就買了雞腿和酸奶過去。吃完七個雞腿喝完兩瓶酸奶之後，中午胡浩就開始發高燒。李繼東叫人把他送去醫院。下午的時候，胡浩不斷給他打電話，說想見他。李繼東帶了四個人去陪他吹牛，一直吹到晚上九點鐘，這時，醫生敲了敲玻璃讓李繼東出來簽病危通知書。

「我剛寫下『胡』字，突然下意識地一抬頭，隔著玻璃，我看見他腦袋一歪，走了。他爹媽死得早，只有一個姐姐，我給他姐姐打電話，他姐姐說：『直接燒了吧！我不來了，我弟弟沒有後代，骨灰也不用留了，直接讓風吹走吧！』」李繼東講這話的時候，流露出某種難以形容的傷感。他不願意去醫院，沒人願意不停地面對熟悉者的死亡。

但每次，要走的學員都想見他最後一面。類似送走胡浩的經歷，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3回了，而且注定還會繼續。

「想那麼多幹什麼？每天要死那麼多人，自殺的，他殺的，生病的，車禍的。想得過來嗎？」李繼東突然呵呵地笑了起來。他還是用腳趾按開連通飲水機的電源，泡普洱茶給我喝。

「多喝普洱茶，對身體絕對有好處。根據醫學指標，艾滋病病人的CD4（人體免疫系統中的一種重要免疫細胞）在200以下就會發病，但在我們這裡，有很多人CD4在180以下還是沒有發病，我什麼藥都不給他們吃，就給他們喝普洱茶。這東西，我們這兒滿地都是。」李繼東得意地說。

七

喝茶的時候，李繼東討厭的衛生局局長的小車到了。除了局長外，還有兩位女士，其中一位，李繼東認識，她是思茅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艾官員。另一位是他們介紹來的作家，從她名片上密密麻麻的介紹看，寫過很多小說。

「聽說你們這裡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女作家問。

「誰說的，我們這裡怎麼會有艾滋病感染者呢？疾控中心不說，我們怎麼可能知道誰是感染者？」李繼東沒好氣地回答。

「別這麼說，人家是北京來的作家，再說，檢測結果不也都告訴你了嗎？」疾控中心的女士面色一下子變得難堪起來。

「那是我帶去檢測的人，你們能不告訴我嗎？」李繼東臉一沉，聲音大了起來。

場面似乎有些尷尬，我便先溜了出去。

不一會兒，來訪者走了。

很顯然，那位疾控中心的女士也曾得罪過他。「那女的是全國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這些榮譽，都是因為防艾得的。我當時的條件他們也瞭解，可她去跟省裡的領導說我使用廉價勞動力。我倒是想使用廉價勞動力，可當時什麼工程都不給我，我怎麼個使用法？」李繼東怒氣沖沖地說。

「是她當時不瞭解你的情況嗎？」

「她當然是最瞭解的！」

「那麼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不是因為我反映他們不作為！」

對於那些獲得榮譽稱號的人，李繼東是保留看法的。

2006年6月26日，居庸關長城上，紀念第19個「國際禁毒日」的活動正在舉行。李繼東以159996票排在「2005年度中國十大民間禁毒人士」的首位。他跟其他九位「禁毒人士」商量，建議大家把每人3000元獎金中的1000元捐出來給十名禁毒英烈的子女，可九位「人士」均以不同的理由拒絕了他的建議。有的說，他比他們還困難；有的說，這錢是集體的，他做不了主；有的說，還得把錢拿回去辦更多的事情……

他灰心了，一言不發地把身上那條「2005年度中國十大民間禁毒人士」的綬帶解了下來，塞進旁邊的垃圾桶裡。掏出電話，開始撥號，叫人馬上匯28000元錢過來，英烈子女每人1000元，其中上大學的3人每人再資助6000元學費。長城上，陽光明媚，媒體大大小小的閃光燈閃個不停。他沒有出現在「十大禁毒人士」的合影裡。

八

這天晚上，所有的學員都集中在空地上。過幾天，這裡將有一場晚會，來訪的是思茅市某企業和工商聯的領導，他們給重生廠捐了20台電腦。李繼東是晚會的導演。

「揮揮手啊！你在唱歌還是在演殭屍！」32歲的李洪文木訥地站在空地中間時，李繼東放下手中的茶杯大聲地指揮著，「往中間走兩步啊，再不動送去勞改！」「對，送去勞改……」人群裡爆出一陣起哄的笑聲。

什麼路通往幸福？

什麼心那麼無助？

誰家的孩子躲在夜裡哭？

青春在夜裡凋謝，

是不是找不到歸宿……

歌聲傷感而充滿磁性。李洪文手裡拿著一個花露水瓶子，那是他的麥克風。

空地上沒有燈光，在月光的映照下，李洪文身體的剪影木訥地晃動著。頭頂上，磨思大橋上夜行的卡車呼嘯而過；身後的池塘裡，青蛙呱呱地伴唱。

我按捺住自己。月光下，一顆圓圓的淚從臉頰上滾落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