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昇平/只見她笑臉迎/誰知她內心苦悶
——周璇，《夜上海》
1990年的冰淇淋蛋筒
1990年暮春，大學臨畢業，四個外地同學最後一次騎單車去外灘。我們從五角場騎到中山東一路，那裡的東風飯店一樓剛剛開出全上海的第一家肯德基，裡面花花綠綠的都是趕時髦的年輕人，我們用一天的伙食費買了平生的第一隻冰淇淋蛋筒。然後，幾個少年人就跑到馬路對面，黃浦江沉靜東流，岸堤的水泥防洪壩前全是一對一對談戀愛的人，男的穿著藍色工作服，女的大多梳辮子，這就是很出名的「情人牆」，我們在後面吹口哨，引來一梭子一梭子嫌棄的眼光。
我們在外灘吹口哨的那一刻，大概是上海100年來最落寞的時候。
國營工廠全面蕭條，全城有80萬瀕臨下崗的紡織女工，浙江、江蘇一帶的鄉鎮企業幾乎挖走了一半的工程師，他們偷偷地捲走工廠裡的圖紙，到了星期天就跑出城去賺外快。市井風貌枯燥陳舊，「如果在上海街頭拍40年代的電影，幾乎不用搭影棚」。說這話的人是陳雲，他是青浦人，1949年以後，就是在他的領導下重構了上海的國民經濟，並將這種命令型的計劃經濟模式推廣到了全中國。
然而，黃浦江的命運也是在1990年突然拐了一個彎。
這年2月，在上海過春節的鄧小平提出「開發浦東，打上海這張『王牌』」，他說：「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24月，市委書記朱鎔基在一排簡易平房前正式宣佈浦東開發起跑。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鑼成立，資本的幽靈重新回到上海。在1949年之前，這裡可是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市場、全球第一大白銀和第三大黃金交易市場。
這應該是全球最昂貴的夜景
上海人最窘的時候，連襯衫都買不起，他們發明了「襯衫領子」，就是只有前襟和後片的上半截襯衫，男人穿著好似一件沒有罩杯的Bra，但就這樣，他們還滿世界的「阿拉，阿拉」。
香港人在上海賺了很多錢，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他們在城郊辦了很多服裝廠、電器組裝廠，90年代中後期則成為商業地產的主力。在20年的時間裡，大江南北的人都捲著舌頭學港腔，但在上海灘，上海人堅持用「阿拉」抵抗，聚餐臨別，握著香港人的手，一臉真誠地祝福：「祝你們早日做gangdu。」港人誠惶誠恐說「不敢不敢」，上海人一臉的壞笑，香港人分不清「憨大」與「港督」。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1991年，台灣歌者羅大佑為香港填寫《東方之珠》，一時傳唱華人世界。
上海人一直不服氣。
1999年，共和國成立50週年，美國《財富》雜誌機敏地將一年一度的《財富》年會放在上海舉辦，上海人在黃浦江拐彎、最黃金的地段建起了一個電視塔，起名為「東方明珠」。也是在這一年，421米的金茂大廈和258米的中銀大廈分別在浦東建成，後者的高度與曼哈頓的洛克菲勒中心主樓高度相等，而洛克菲勒中心的建造時間是60年前的1939年。
大抵也是從這時候起，浦東的賽跑對像不再是維多利亞港，而是大西洋西岸的曼哈頓島。2008年，492米的國際金融中心建成，彼時，541米的世貿雙子塔已經倒塌為一個文明衝突的大坑。2014年年底，632米的上海大廈封頂，滬深證交所的交易量超過日本。
站在外灘的游輪上，上海人指著林立的摩天大廈和刺眼的霓虹燈對我說：「這應該是全球最絢麗、也是最昂貴的夜景了，每一扇看得見外灘的窗戶起碼價值一千萬。」這樣的言辭裡漂浮著鍍金的驕傲與焦慮。
在一塊磚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
張愛玲太用力了，把上海的才情一下子都耗盡，她說，在這座城市裡，「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
張小姐是大時代裡的小女人，她寫小說和電影劇本，並用充滿了隔膜感的文字定義了那個時代的情緒。很多年後，一位比她晚出生63年的四川自貢少年定居上海，也寫小說和電影劇本，並成為這座城市最暢銷的寫作者。他說：「這是一個以光速往前發展的城市，旋轉的物慾和蓬勃的生機，把城市變成地下迷宮般錯綜複雜，這是一個匕首般鋒利的冷漠時代。」他接著說，在這座城市裡，「沒有物質的愛情只是一盤沙」。
他的小說和電影叫作《小時代》。
從張愛玲到郭敬明，每一代的年輕人都用孤獨、愛情和叛逆來描述自己的青春，然而，同樣的漢字裡面卻潛伏著變異了的血色和基因。
就今日的上海而言，它已經不是一個屬於移民的城市，它的性格過於內向、敏感和黏液質，好像一個沉迷世故的處女座中年男人。
在上海，聽過的最不靠譜的愛情是這樣的：一位安徽小伙子在滬打工5年，家鄉的相好來看他，問，這5年裡你到底有沒有賺到錢？他領她去浦東國金中心，站在風很大的馬路上，他讓她抬頭往上看——
「這是上海最高的樓，我們蓋的，在最頂層的一塊磚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講故事的人發誓這是真的事，餐桌上的聽客都笑了：「那個臭小子應該去北京打工，說不定就成了下一個王寶強。」上海出不了王寶強，即便油腔滑調如周立波，也得給觀眾看他的筆直的發蠟線。
李宗盛在上海居住了兩年半，「想說一點那兩年半的生活，卻發現，即便在離開這個城市好幾年後的今天，還是不容易的，一個影響自己那麼深刻的城市，追索回憶時卻那麼費力、那麼模糊、那麼貧乏」。
貧乏的也許是李宗盛，也許是上海，也許是生活本身，他後來去了北京，成了一個專心而受尊重的制琴師，後來便寫出了《山丘》：「越過山丘/卻發現沒人等候/喋喋不休/時不我予的哀愁。」
上海最高的山丘是佘山，海拔100.8米，現在是超級富人區，一棟別墅動輒上億，買得起的人其實沒有時間住，所以很多別墅裡住著寂寞的保姆和園丁。
它就是個「泵」，卻不支持創新
1999年11月，世貿組織在美國西雅圖舉辦國際會議，數萬人舉行史上規模最大的反全球化大遊行，開幕式被迫取消，也是在這個月，北京與華盛頓就中國加入WTO達成雙邊協議。
「這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事件。」英國人Rupert Hoogewerf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對我說：「過去的十多年，中國是全球化運動的最大擁躉者和獲益者，特別是上海。」
Rupert Hoogewerf的中文名叫胡潤，我們每次見面，他總是圍著一條黑灰相間的格子圍巾，這讓人想起了塞林格對英國人的描述：「他們要麼夾著一把雨傘，要麼叼著一根煙斗，要麼，就不分季節地披著一條格子相間的圍巾。」也是在1999年，定居上海的胡潤推出了他的第一份中國富豪榜，從此，樂此不疲。他的一雙兒女出生在上海。
這座城市試圖滿足人的所有慾望，它就是一個「泵」，吸走了週遭方圓1000平方公里的資源、金錢和有野心的商人，但是，它迄今不是中國最有創新能力的城市。
根據胡潤在2012年的計算，上海有14萬家庭的資產達到了1000萬元，不過五成是因為炒股和不動產的增值，這座城市裡大約有250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在20億元左右，不過，上海卻沒有誕生最優秀的創業家。
過去20多年裡，上海始終是國有資本和國際資本的樂土，它們相攜起舞，獨佔風景，與此同時，草根創業和市場化創新則奄奄一息，在幾乎所有的消費品領域，從服裝、飲料到家用電器，上海人幾乎沒有創造出一個排名前三的品牌。
今天的上海也沒有繼承阮玲玉、魯迅和張元濟的熱血傳統，湧現出中國最好的演員、電影、作家和圖書公司。
而在如火如荼的互聯網經濟中，上海人的表現同樣乏善可陳，「上海為什麼出不了馬雲」這個問題一度讓「阿拉」們無從回答。
「上海是一個特別『靠譜』的城市，它的靈魂中一定有一塊大容量的計算芯片，它太會精算，太講秩序，有太多的錢，但是卻不屬於年輕的創業者。」
18歲的舞曲
2014年暮春，18歲的女兒去上海，參加一個公益機構組織的成人禮，儀式在外灘邊的華爾道夫酒店舉辦。在一間巴洛克風格的中庭裡，媽媽在女兒的烏黑長髮上插進一支笄，父親牽著她的手，交給一位同樣是18歲的男舞伴，他有著一張蒼白俊俏的臉龐，膽怯羞澀，手指冰涼。
舞曲華麗而空洞，如同這個一言難盡的時代。
離開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華爾道夫的地址是中山東一路2號，1862年的英式建築，1909年翻新改建，成為遠東聞名的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新中國成立後一度關閉，後來變身為國營東風飯店。1989年12月，因經營不善，飯店將一樓門面出租給肯德基。幾個月後的1990年暮春，四位即將畢業、前途未卜的窮大學生，在這裡吃到了平生的第一隻冰淇淋蛋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