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這個深夜，只有我一個人還在讀書寫字，人類就還有救。」
——顧准
1973年的某個深夜，年近六旬的顧准獨坐在京城的某個牛棚之中。
那時，最愛他的妻子已在絕望之餘自殺了，親密的朋友們相繼背叛消沉，連他最心疼的子女們也同他劃清了階級界線，而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
人生在那樣的時節，似乎真的走到了夜的盡頭。
但讀書人顧准就在這時開始寫書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學生的習字簿上寫著字，他寫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寫下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神遊千古，憂在當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這些文字是否還會變成鉛字——事實上，直到20年後，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行了這部手稿。但他還在默默地寫，寫到「生命如一根兩頭燃燒的蠟燭，終於攝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顧準沒有自殺、沒有絕望，一位唯物論者在最黑暗的時候仍然沒有放棄對人類未來的信心。許多年後，他的好友於光遠說：「是知識在這個時候拯救了一位她的兒子。」
幾千年前，在遙遠的巴爾幹半島，一位叫柏拉圖的大哲人寫過一本對話體的《理想國》，哲學家是那裡的國王，知識是無上的食糧，在那個精神家園中還有一條很有趣的「法律」：一個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還在讀書，那麼——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還有救。
事實上，是看在「知識」的份上，這個人還有救。
月前，網上有位愛讀書的商人寫了一篇散文，講述自己在年近六十之屆，才擁有一張小小的書桌時的驛動心情。
那份遲到的天真，滿溢紙上，真讓每個人看了都替他高興。
書桌是一個象徵，一個讀書人富足踏實的象徵。
當年抗戰爆發之時，北平學生起而抗爭，那道至今迴盪在歷史星空的吼聲便是：「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一個時代，連書桌都放不下了，那問題的嚴重性便可見一斑了。
然而，讀著那位商人的文字，在為他高興之餘，又不免有了幾分替讀書人傷感的淒然。
少年時負笈遠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沒一張固定的書桌；到了青年，趕上一個激越的年代，或上山或下鄉，在廣闊天地中，書桌是一種應該遠離的「小布爾喬亞情結」；到了中年，開始為生計、為職稱、為籃中菜、為身邊娃而忙碌浮沉，書桌簡直就成了一個縹緲的奢望；只有到了兒孫成家、退休事定後的晚年，好不容易喘出一口氣來，才驀然想到，當了一輩子的讀書人，還沒有過一張真正的、寧靜的「書桌」。
於是自憐，於是茫然，於是開始匆匆置辦……
這樣的描述，幾乎是我們父輩們的「人生公式」了。
當我很多年前大學畢業之際，一位年年拿一等獎學金的同學放棄保送研究生的機會，毅然決然去了當時領風氣之先的南方。在畢業晚會上，他昂然宣稱：在30歲前，成為一個有自己書桌的讀書人。
那份豪情和壯烈，為傷感的晚會平添了一縷憧憬。
在那樣的時刻，一張書桌，在年輕學人的心中便意味著全部的「物質基礎」——要想有張書桌，總得先有買書桌的錢吧？總得擁有一塊放書桌的空間吧？總得有毫不猶豫買下任何喜歡的書的錢囊吧？總得有從容讀完一本書的寬裕時間吧？總得有一群可以從容地交流讀書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歲之前，擁有這一切，你難道不就擁有了一位現代讀書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嗎？
在我寫著這篇文字的時候，離那個晚會已經有20多年了。
20多年來，我們的所有努力其實都是為了能走近一張自己的書桌。
然而，我們到底有沒有在這樣的方向上繼續前行？我們是否已經被物質的光芒所迷惑？我們是否已經開始沉迷在另外一些更為光亮的遊戲之中？我們是否還相信生命中那些樸實而悠遠的意義？說實在的，我沒有辦法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當我們指責這個商業年代的浮華之時，其實自己的那張書桌和那份平和的讀書心境也在逝水中漸漸飄遠。
我知道這是一個「最好也是最壞的年代」。睿智的加爾佈雷斯在1997年把這個年代稱為「自滿的年代」，他認為，絕大多數的人並不會為自身長期的福祉設想，他們通常只會為立即的舒適和滿足打算。「這是一種具有主宰性的傾向，不僅在資本主義世界是如此，更可說是人性深層的本質。」而要擺脫這種宿命，加爾佈雷斯的答案是「自我救贖」，你必須在自滿與自省之間尋找到心態的平衡。於是，對理性的崇尚與對知識的渴求，變成了僅有的拯救路徑之一。
「哪怕在這個深夜，只有我一個人還在讀書寫字，人類就還有救。」我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的那個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拋棄的顧準是否閃現過這樣的倔強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