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願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態，這是一個轉型年代的特徵，我們在思想上左衝右突，其慌亂和驚心宛若物質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我第一次有記憶的閱讀經驗應該是10歲那年。剛剛認得了上千個漢字的我，讀的第一本「成年讀物」是繁體字的《三國演義》，它是「文革」前的遺物，黃舊不堪，躺在一個大木箱子的雜物之中，好像已經等了我很多年。就是這本書讓我終生喜歡大鼓齊鳴的剛烈文字，而對婉約溫潤的風格不以為然。
和許多人一樣，在讀大學前，我的整個閱讀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書為主。而我是1986年進的大學，那個時候正是中國出版很活躍的一段時期。詩歌是年輕人的最愛，我記得謝冕編過一套《朦朧詩選》，當時非常喜歡。那時候大學裡最流行讀的書就是存在主義，於是讀了最多存在主義的作品，如尼采、薩特，我們這一代人受他們的影響太大了。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讓我印象深刻，他後來會「轉型」成一位心靈雞湯型的導師，讓我非常吃驚。
我在上海讀書，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學4年沒有條件見面談戀愛，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裡度過的。我是學新聞的，課程比其他系的同學都要輕鬆，所以就在圖書館讀書，一排一排地讀，從一樓一直讀到了閣樓，復旦圖書館的閣樓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開放的，本科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到閣樓上去讀書了。那時候的閱讀是一種集體閱讀，集中在哲學、歷史和文學方面。
我大學學的是新聞，專業的書我印象沒有多少，但我看張季鸞的所有作品，就是他當年辦《大公報》時寫的評論，印象很深。因為從這些作品裡你看到的是這個職業的氣節，以及敏銳性。新聞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種職業，特別是做得時間越長，抱怨和不平衡就會越大，老是寫字會感覺得不償失，但一旦停止寫字也就失去了你的價值。做媒體的很容易陷入這樣的情緒裡。但是我當了十多年記者，一直沒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因為在大學裡我讀過這樣的作品，我知道一個好記者應該怎樣讓自己留下來。當年的許多政治人物都煙消雲散了，但我們依然能記住這些記者的名字與作品。這些作品幫助我們建立一種職業和人生的價值觀。
對我影響大的經濟學讀物有兩本，我接觸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就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而我也是憑借這本書進入新華社工作的。因為當時要考取新華分社，新華社招人一般都會從實習生裡選拔，而我沒有在那裡實習過，所以他們考我就是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從此，我開始了13年的商業記者生涯。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創作技巧讓我很著迷。在過去20年裡，我讀了很多財經類圖書，如韋爾奇的管理書籍、《長尾理論》，等等，但是如果比較範圍是30年，這些書對我的影響還不如一本《三國演義》大。
我後來成了一個專業從事企業案例和經濟史寫作的財經作家，在這個領域中，有兩位頂級高手：美國的理查德·泰德羅和英國的尼爾·弗格森，他們都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年富力強。泰德羅的《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讓我見識到當世歐美學者的財經寫作高度。尼爾·弗格森的創作更勤勉，《文明》、《貨幣的崛起》、《巨人》以及五卷本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堪稱精品，他在建構一個宏大題材時的自信、從容及充滿了偏見的武斷，在當代非虛構類作家中很是少見，他的寫作非常迷人。
至於華人經濟學家，我最喜歡的是張五常的作品。當初讀到他的《賣桔者言》時，感覺以這樣的手法來寫一本經濟學書實在很有趣，讀他的《經濟解釋》更是震懾於他的智力。後來我寫《激盪三十年》，便懇請張五常為我題寫書名，他在西湖邊的一個茶樓裡，鋪紙研墨，一口氣連寫了十多遍，那股認真勁令人難以忘懷。我向他請教做學問的辦法，他說：「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學術生涯。」這段話，值得抄在這裡送給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我現在每年買200本書，也就是每年在家裡添一個雙門書櫃，書籍讓我的居室和生活擁擠不堪。望著這些新舊不一的「朋友」，我終於發現，我們並沒有生活在單調的年代，也許沒有一個年代的人、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尤其是歐美國家的人們——像我們這樣的五穀雜糧、精粗不棄，為了求得寸及的進步，我們願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態，這是一個轉型年代的特徵，我們在思想上左衝右突，其慌亂和驚心宛若物質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國的成長高度，並不以所謂的「全球第一高樓」為標誌，而是以我們的思想為標準。我們的書單決定了我們的過去，同時也指向一個遼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