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
儒的源流
先來談一談儒教。由於使用了「教」字，有人便認為這與宗教相關，也有人持不同觀點。根據「宗教」的定義，從某種神教價值觀來看，兩者確實相去甚遠。然而，從「儒」包含的意義來看，其祭祀祖先、天地的色彩又極為濃厚。
祭祀時供奉物品被稱為「薦」。魯迅（1881—1936）在留學日本時，剪掉辮子，決意參加民族革命時，曾在詩中寫道
——我以我血薦軒轅
軒轅一詞，所指的是中國人始祖——黃帝。為了祭祀遠祖，年輕的魯迅寧願奉上自己的鮮血，表明了自己誓死的決心。
向先祖供奉物品，頌讀祭文，希望祖先享用。如同在信的末尾會注上「敬具」一樣，在祭文的結尾處往往注有「尚饗」（意為請接受）一詞。在中國，曾用白話文寫過祭文，然而在結尾處仍然注有「尚饗」。
之所以向先祖供奉物品，懇請祖先享用，源於相信靈魂的不滅，這與宗教不無關係。
祭祀或禮儀，從形式來講，很容易被流傳下來。如同前面提到的祭文中「尚饗」一詞被作為結束語一樣，都是被形式化了。然而，儒家理論中也有講述現實生活的教訓、處事指南的部分，這一部分十分生動，不同於祭祀部分的形式化，從而對人們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於是，認為「儒」是專門講述現實世情況，而異於宗教的觀點便產生了。
但同時，認為中國自上古時期便是非宗教國家的誤解也產生了。有人認為，中國不存在在某處有所謂的神靈生活著並具有支配一切的神聖力量的說法。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就持這種觀點，實際上並非如此。
古代殷王朝的首領就是典型的神父之王（聖者之王）。
20世紀初，隨著殷墟的發現和大量甲骨文的出土，有關殷朝的情況便被揭示出來。直至當時，有關殷朝只是虛幻王朝的說法，還在一些權威的研究者之中流行。
殷王朝的始祖受封於名為商的地區，經過數次遷都，最後的二百多年一直建都於殷，因此該王朝被稱為商或殷。甲骨文中專門使用了「商」，這似乎是種自稱。至今，中國的博物館展示板上或圖例說明中，大多使用了「商代」這種稱號。然而，自《史記》以來，「殷」被一直沿用，所以此篇也統一採用「殷」的稱號。
在殷代，所有的事情都是通過占卜來決定的。牛的肩胛骨或龜殼在經過整治、燒灼（鑽孔放入火中燒）後，表面會呈現出裂痕，占卜師便可用此占卜凶吉，如同看手相一樣。占卜由王來主宰，也就是說殷王獨掌著祭祀權。殷王是神聖王朝之主，主宰著王朝。
參觀殷墟的1001號墓可見，其內部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有6具殉葬者的屍骸，東部伸出的部分（被稱為耳室）有4具屍骸，南墓道有59具無頭屍骸，在墓的外面還埋有68具殉葬者屍骸。此外，還有22座殉葬墳墓。有如此眾多的殉葬者，充分體現了殷王作為現世人神的特殊身份。
不僅僅是殉葬，據甲骨文記載，祭祀祖先時除了要奉上牛、羊、豬等祭祀品外，還要將人殺死作為供品。
西部部落周消滅了祭祀國家殷。周武王所率領軍隊，以太公望為軍師，在攻陷殷時，殷的軍隊毫無戰意，奴隸們甚至在殷王死後將其頭顱砍下，獻於周武王。可以說殷的部隊對其首領毫無忠誠之心。
據《史記》記載：
紂（殷王之名）的軍隊有七十萬之眾，而毫無戰意，希望周王盡快取勝。他們陣前倒戈，歡迎武王……
據載，殷滅亡於公元前1028年。甲骨文使用天干地支紀年法，對日食月食都有記載，所以關於年代的記載也較為準確。
繼殷之後的週一直為採取較為樸素的執政方式。在周墓中很少發現有殉葬者，即便有也不過一兩人。與神權國家的殷相比，可以說周採用的是人性政治。然而郭沫若（1892—1978）認為，至此發掘的周墓均不是王墓，所以其中沒有大量的殉葬者很正常。但1990年代發掘出的周王墓的報告中，也證明了沒有大量殉葬者存在的事實。由此可見，周並沒有像殷那樣施行血腥的統治。
殷在一次祭祀儀式上便會屠殺上百隻的牛羊。而周在祭祀時使用的僅僅是簡單的一牢（指一牛、一羊、一豬），並且原來殷代用人祭祀的方式也被廢止了。
周滅殷後不久，武王便去世了，於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輔佐年幼的成王，對新王朝的禮樂制度進行了整治。據說，將祭祀的犧牲簡單化是出自周公的意思。殷周交替，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被稱為「殷周革命」。甲骨文研究大家、著名學者王國維（1877—1927）認為，殷並非中國。直至周才體現出了人性統治。殷的統治全部依從於神的旨意，老百姓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便會被殺，因此充滿了恐懼。在現世人神的統治下，每個人都過得戰戰兢兢。相比之下，生活在周朝的人民就幸福多了。
如上所述，直到20世紀初，殷王朝始終被認為是虛構的朝代。馬克斯·韋伯所認為的中國沒有被聖者支配的時期恐怕要將殷除外。他在1920年去世，恰逢此前，甲骨文的記載證明了殷的真實情況。但仍有人像王國維那樣，雖然瞭解殷朝的真相，但出於對這段歷史的厭惡，便將它從中國文化中排除掉了。如果將周作為中國文化的開端，那麼或許可以認定在中國不存在神父之王統治的時期。
因為儒教的源流最初始於殷，所以在講述儒教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有關殷周革命的情況。
先來看一下「儒」字的構成。
關於文字解說最權威的當數東漢的許慎（約58—約147），他於永元十二年（100）完成了《說文解字》。據此，對儒的解釋為「柔也，術士之稱」，意為柔和，簡而言之，與「武」相對。去掉單人旁，右半部分上面是雨字頭，被雨淋後呈現出柔軟、溫和的狀態。雨字頭的下面是「而」，據文字學泰斗段玉裁（1735—1815）的解釋，「而」為向下垂的鬍鬚。乾燥的鬍鬚很是粗糙，凌亂而又生硬，但被雨淋後便變得柔順。可以說「儒」是人類在社會中圓滑的處事之術。
金文（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中的「而」字貌似人形，頭頂平平，頭上無冠。沒有頭髮的人被稱為「髡（讀音kūn）」，不是一般的人。光頭一般指受刑或擁有特殊職位的「異形」人。頭上淋雨為「需」。白川靜先生將「需」解釋為「祈雨的巫祝」。「巫祝」指巫師或祈禱師。「需」字有「需要」、「祈求」的意思，在古代，與人類的生活最密切相關的就是旱時之雨了。所以求雨師就是巫祝的代表。
殷時，王即巫祝長。殷的建國始祖湯，在討伐夏桀王后，出現了連續七年的大旱。湯親自以巫祝的身份祈雨，終於，方圓數千里內天降大雨。關於此事，在已散佚的《帝王世紀》中有過記載。雖然原文已經遺失，但是宋代的百科全書——《太平御覽》曾引用過這一部分。據記載，湯「齋戒剪髮、斷爪」後祈雨。這如同將自己作為犧牲。由於供奉的犧牲要求完整，所以頭部要保留，此外還必須保持清潔。
追溯「儒」的淵源，可以發現其原意是祈雨巫師的代表——巫祝。
由殷初湯王祈雨便可看出巫祝在殷代的盛行。如果將祈雨的「儒」作為祭祀國家殷的象徵，那麼由祈雨而衍生出來的「儒」必將十分重視祭祀活動。「儒」之集大成者孔子（前551—前479）在臨死前說：
丘（孔子之名）也，殷人也。
夏、殷、周的出殯儀式各不相同。預感到死期臨近的孔子認為自己為殷人，便吩咐其弟子子貢，按照殷的儀式舉辦葬禮。《禮記·檀弓上》對此有所記載。
《史記·孔子世家》中也曾提到過：
其先（祖）宋人也。
周滅殷後，將殷人遷至宋，並讓殷人在宋對祖先進行祭祀。如果先祖的亡靈得不到子孫祭祀便會作祟，因此必須給他們留出祭祀的場所。而殷先祖的亡靈作祟，勢必會給滅殷的周招致災難。周又為了防止殷的遺民集聚在一起，便在把他們分散驅逐到各地的同時，將宋（地名）賜予他們，讓他們居住此地，並對祖先亡靈舉辦祭祀活動。因此，所謂的宋人實際上是殷人的後裔。
孔子是周文化的讚美者。他所處的春秋時代，名義上有周天子存在，實際上則是由其他的霸權者掌控政權。孔子認為，周初因為有周公制定各種制度、禮樂，是一個理想時代。因此對周公充滿了仰慕之情。
據《論語·述而》的記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作為殷之後裔的孔子，卻對滅殷的周文化讚美有加，並對指導討殷戰爭的周公充滿景仰之情。乍看來，不免令人費解。然而，孔子生活的時期，距殷的滅亡已有五百年多年的時間，如果按照現在日本的歷史向前追溯五百多年，那麼應該是室町幕府時代的應仁之亂之際。因此，殷周的興旺交替在當時而言已成為歷史，對於當時雙方的愛恨早已淡去。而且，孔子所能見到的記載都是周朝文獻。關於殷的記載不僅大部分被遺失，而且所記之事也都是為了迎合周的統治需要。
如《史記》中對殷紂王的記載：
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
意思是，紂對祖先的祭祀置之不理。這也是周討伐殷的原因之一。看到此記載，即便是對作為先祖的殷紂王，孔子仍然充滿了痛恨。然而直到20世紀初，通過研究從殷墟中挖掘出的甲骨文，最終發現，其中關於紂王時代的記載頗多，並且描述了當時紂王曾頻繁地、極其虔誠地祭祖。
周在毀滅殷文獻時，可能忽略了對占卜用的甲骨文的銷毀。因此至20世紀初得以發現，能看出紂當時對祭祖十分熱衷。不僅如此，由周公制定的並在此後成為儒教根本的長子相繼、喪服等制度，實際早在殷的末期已經存在。
孔子甚至在夢中都充滿了對周公的敬慕，是因為他相信此類制度皆由周公所定。但是，據地下出土的文獻資料表明，周公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殷末的制度。
旅之集團
周公將殷的神權政治改為人性政治，並將「禮」作為社會的基礎。誠然，在殷代，人性的因素很少。然而，最後在紂王的統治時期，如前所述，祭祀活動極度盛行，但是將人殺死作為犧牲的情況卻並不多見。由此可見，在殷末時期，神權政治向人權政治轉變的色彩日漸濃厚。
在轉變的過程中，殷周的政權交替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占卜雖在周仍然存在，但較之於殷，已遠不如當時盛行。
周在起兵討伐殷時，出現了許多吉兆。例如，蒼鷹群飛，白魚入於王舟，等等。殷以白為尊，周以赤為尊。河流上游起了火，順流至周軍陣前變成了赤鳥，此乃吉兆。然而，當時周軍經過分析，認為當時條件還不成熟，便沒有出兵。
一年後發兵進攻時，從占卜結果來看，是大凶之兆。但是，太公望丟掉蓍（shī，占卜用的植物），把龜殼踩到地上，說：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遂率兵攻陷了殷。
由此可知，雖然仍然使用占卜，但是人為的判斷更為關鍵；雖然對待神明草率不得，但是人類的努力已經開始被重視。這也是孔子的立場所在，他認為這便是周的文化。殷末祭祀中很少用人充當犧牲，或許對周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如果「儒」就是所謂的巫師、占卜師，那麼隨著殷的滅亡，他們的黃金時代也隨之結束。折斷蓍草、腳踩龜甲的人們成了新政權的掌控者。殷滅亡之前的殷末時期，「儒」的地位已經開始逐漸衰退。巫師們帶著一種危機感，開始尋找新的出路。
周朝不再完全地依靠占卜，而是開始了更為合理的、現實的思考，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祭祀活動的忽視。
《論語·雍也》記載：
敬鬼神而遠之。
「敬遠」一詞便由此而來。「鬼」在古代中國表示亡人的靈魂。各種神靈被稱為「鬼神」。對待鬼神必須尊敬，同時保持距離。殷代，人們與鬼神過於接近，而到了周代，開始了保持一定距離的姿態。這就是孔子所要表達的意思，並非無神論。合理思考，可以與鬼神保持距離而又不失敬意。由於保持了距離，所以要慎重地對待祭祀活動。
儒家集團為了延續發展，便開始專門從事祭祀活動。祭祀中最重要的便是喪葬。儒家逐漸將喪葬作為主要的工作。
《墨子》一書中對儒家進行過猛烈的抨擊：
富人有喪，乃大悅。曰：此衣食之端也。
對於專門從事喪葬之職的儒家來說，富人家裡若有人去世，便很開心，因為可以從中撈取錢財，所以面對如此譴責也無語辯解。
然而，儒家雖然專職喪葬，但也四處遊行。在一個集落裡一時間不會有太多的人去世，因此為了尋找更多的喪家，便不得不四處遊走。在遊行中得以開闊眼界，因此儒家的知識（也可以說是信息）水平比一般人要高。到各處遊行的途中由於增長了見識，便可對他人從旁說教。對於世上那些迷失方向的煩惱的人，遊行的人往往可以提供參考意見。因此，作為喪葬事宜專家的儒家集團在發揮處事指南作用方面的色彩越來越濃厚。
「墨家」也是一個四處遊行的集團。因此兩者之間也會有競爭的成分。關於墨家說法不一。墨家的開山之祖墨子，名墨翟（前約468—前376）。「墨」究竟是不是姓，尚不明確。
第一種說法是，墨家是受過墨刑（一種刑法）的囚犯集團。第二種說法是，墨家是為了區別於自由民，在身上紋有刺青的奴隸集團。還有一種說法是，把奴隸勞動作為理想的集團。說法眾多。
在木匠使用的工具中，有一種是專門被用作標注測量記號的墨，於是有人推斷墨家是工匠集團。
據說墨家擅長築城，修建工事防禦。墨家擅長防守，而且還精通各種防禦兵器的製造。雖說墨家「善辯」，長於外交和宣傳，然而，墨家的基幹還是工匠。
東方若有弱國，便前往協力再建；西方若有國遭受侵犯，便前往支援防禦。據說墨家這些活動都是無償付出的，因此也未曾受到排擠。自然墨家也都是過著四處遊行的生活。
有詩云：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暖。
說的是，墨子終日在外遊行，家裡的煙囪都還沒有變黑；孔子也是四處周遊，連坐下來把蓆子暖熱的工夫都沒有。由此可見，墨家和儒家在外出遊行這一點上比較相似。
據《史記》記載，墨翟為宋國的大夫。宋國，也就是殷代遺民之國。孔子的祖先也是殷人。
殷代文化呈現出極端的一極集中狀態。殷末，位處西方的周逐漸興起，對於中央而言，可謂西方之雄藩，但在文化上應不存在太大差別。而從青銅器來看，同一時代，殷可以製造出精美的器具，相比之下周的青銅器就相形見絀了。發掘情況也表明，殷代有可以稱為天下至尊的青銅器，相比之下周卻遠遠不及。
不僅在青銅器的製造上，在建築、土木、交通、美術、工藝等諸多文化領域內，殷都表現得較為突出。殷被滅後，這些文化領域內的能工巧匠都不再為已成為廢墟的殷都所需要，於是便被迫流亡到各地。於是這些精湛的技能便自然而然地在各地傳開。
墨家傳播手工技能，儒家傳播祭祀以及所包含的思想，都是處於這樣的背景之下。老子是一個傳奇色彩極其濃厚的人物，莊子是宋國蒙人，出身不明。莊子也屬於殷文化一個支流的代表人物。
儒、墨、道實際上都是從同一條大河中分流出來的支流。如果要對此進行論證，將是一個很大的論題，在此談及這些只是為更好地說明「儒」。
所謂「儒」，是指與鬼神比鄰而居，相信靈魂不滅的人們的生活方式體系，在經過挫折和流浪磨煉之後，不斷適應時代的潮流並對自身進行改造。
回顧一下時代形式，如前所述，較之於殷，周的統治更為樸素、現實。周在遭到犬戎的侵略進攻後，於公元前770年被迫東遷。犬戎發動的並非突然襲擊，而是趁周國內動亂之際發兵進攻。
自武王后第十一世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統治時期，中央集權的軍事國家成立。在這種體制下，民心極其不穩。宣王之子幽王（前782—前771年在位）極度寵愛一個名為褒姒的女子，為了讓她的兒子繼承王位，欲廢掉先前所立的太子宜臼，於是引起了內亂。在犬戎的進攻下，幽王被殺，廢太子宜臼逃走，第二年遷都洛陽。公元前770年以後稱之為「東周」。這一時期，王室衰微，各諸侯國勢力逐漸壯大。超級大國晉在公元前403年分裂為韓、魏、趙三國諸侯，在此之前被稱為「春秋」時期。此後直至秦始皇統一天下（前221年），被稱為「戰國」時期。
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物。因為他是儒家之集大成者，所以說儒教誕生於春秋時代。之前對儒教的雛形只做大致瞭解，下面我將重點對孔子之後的儒教進行考察。
葵丘之盟
為了瞭解儒教誕生於怎樣的環境，最好是先來研究一下孔子出生一百多年前的「葵丘之盟」。
葵丘，地名，殷遺民國——宋的都城。
當時，雄領各地諸侯的當屬齊桓公。在名宰相管仲的輔佐下，齊國強盛一時。當時南方的楚國（現在湖南一帶）勢力發展壯大，齊桓公召集中原各諸侯——宋、鄭、衛、魯等在葵丘會盟。位於現在的湖南一帶的楚國，屬於長江中游的國家，與黃河流域的中原諸國相比，性情氣質略有不同。在中原看來，楚國不過是野蠻的軍事大國。中原諸侯皆以「公」自稱，雖說周王室日漸衰微，但仍然存在，因此沒有人敢改稱王。而楚卻自稱為王，並若無其事地宣稱：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
意思為，「我」自稱「蠻夷」，因此中國——指中原——的謚號規則與「我」無關，「我」想更改稱號便更改稱號。
雖不知禮儀，但軍事力量強大。楚不斷發兵北上，給中原諸國帶來很大威脅。為了抵制楚的進攻，中原諸國必須聯合起來。
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自然是好事，但在當時還無法實現。中原諸國為了加強相互聯繫，便制定了盟約。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獲得彼此間的認同和信任。
制定類似憲法的共同契約，共同發誓遵守——這就是葵丘之盟的目的。
葵丘之盟的內容在《孟子·告子下》中有詳細記載，共有五條。孟子（約前372—前289）對此均用「命」的形式來表示，有神命之意。
第一條「初命」：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第一條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條。「孝」被當作是儒教的基本德目。《春秋左氏傳》中有記載：
孝，禮之始也。
誅，表示處以刑罰，有「誅責」的用法，因此在此並非誅殺之意。但又出現在條約之首，據此可以推斷該刑罰一定為重刑。
樹子，指確立諸侯的繼承者。天子原指由諸侯認定的嫡子。變更繼承者是引起大亂的根源。周幽王因為更換太子而導致亡國，自己最終也被殺死。
不要立妾為妻。幽王已有正後——申後，由於寵愛褒姒，便廢申後立褒姒。因此，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這些事看來似乎都是些細小家事。然而，一個國家卻會因家事變故而引起內亂，從而殃及周邊鄰國。家內紛爭，國內必然會產生兩派對立的局面，為了擊敗對方，便會求助於鄰國。於是，兩派相爭又將引起鄰國間的派系鬥爭。
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大學》（四書五經之一）中有此記載。南宋朱熹（朱子，1130—1200）對此的解釋為：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第二條（孟子稱之為「再命」）：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人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尊重賢人，養育人才，來表彰有德之人。
第三條（三命）：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第二條強調要讓賢人及有能、有才之人參與政治，這裡所說的政治原則便是第三條所講到的內容。老人和兒童都是弱者，關心弱者是政治的關鍵所在。賓，指在國內的外國人。旅，表示旅行者。要像保護自己的國民一樣對待外來人，顯示出要摒棄排他的政治姿態。
第四條（四命）：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官職的世襲和兼任不僅妨礙了有能之人的登場，還有導致權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的危險。通過世襲和兼任將權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的重臣，還有可能會對君主造成威脅。竊取政權的不祥之事應防患於未然。另一方面，從君主方面考慮，也應當適才適所，量才錄用。「士」指一般的官僚，「大夫」指的是大臣一級，通常被合稱為「士大夫」。絕不允許隨意處死重臣等事件的發生。所謂的「專殺」，是指未得到天子許可不得隨意處死士大夫。
最後一條（五命）：
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防，指堤防。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便擅自更改水路等此類人為的決堤行為，要絕對禁止。黃河決堤會淹沒房屋和田地，甚至殃及百姓的性命。在黃河諸國之間的戰亂中，如果能夠破壞敵人關鍵地帶的堤防，必然能夠給對方以重創。這幾乎是制勝之法則，然而對方也可能採取同樣的手段。這類似於現代的核武器。
下面還對各國不准禁止糧食出口達成了協議。
諸侯封臣時要昭告天下。將某人封於某地、任何職，都必須首先告知於天子。周天子雖說名存實亡，但仍是天下的象徵，諸侯原本也是由天子所封，而後方才君臨各自的領地。既然諸侯的領地原是由天子所賜，因此如果要把受封自天子的土地再分於功臣，就必須要告知原來的主人。並且，告知於天子便意味著告知於天下，其他諸侯也都可知曉。這就保證了各國諸侯瞭解其他國家內部人事的重要變遷。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各國的信息公開化，以便於相互瞭解。
《孟子》對葵丘之盟的記載還有：
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束牲」是指將作犧牲的動物捆綁起來。犧牲，原意是指殺死用作犧牲的動物，而捆綁起來便意味著不將其殺死。
在此之前的會盟中，作為誓約的象徵，都要將犧牲殺死，飲其鮮血。然而自此次葵丘之盟開始，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將寫有誓約的事項的書（或寫在絹、木簡之類上），捆綁在被束動物的背上。誓約形式的變更屬於重大事件，特以「不飲血」作為標誌。
以上的五條誓約法則，令人感受到濃厚的儒教氛圍。因為葵丘之盟與儒教的理想較為一致，所以四百年後，孟子不禁感慨道，古代的諸侯可以嚴格遵守盟約，而今諸侯卻五約盡犯。
《論語》並未曾提及葵丘之盟。這可能是由於孔子是在百年後出生，對此還沒有特殊感覺。對孔子而言，這或許不過是春秋時代的眾多會盟之一。
從反體制轉向體制
由此看來，儒家似乎已經順應了當時的時代潮流，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孔子長期的亡命生涯便是最好的證明。
會盟多，說明問題也多。葵丘之盟是黃河沿岸的諸國為了抵禦異質超級大國楚國而組織的聯盟。此後百年，孔子所處春秋時期即將結束，許多更為嚴重的問題紛紛浮現。諸侯都時刻保持著一種危機意識，尤其警惕那些有組織的集團。春秋時期流亡的集團吸收了許多被諸侯體制驅逐出去的階層。孔子之所以不被諸侯所接納，也是由於其學說的反體制性。如果執行孔子的主張，那麼原來的體制便會動搖。
諸侯國中，既得權力已經紮下根基，士大夫階層也都施行世襲制。
《論語·憲問》中，孔子有云：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意思是，在諸侯國中出任官職的士，如果只考慮安逸的生活，便不配稱為士了。而士大夫們如果按照孔子當時的理念改革國政，那麼就不具備維持現有地位的資格，甚至會被流放。
而諸侯國君們也認為孔子的德治主義過於迂遠，不切實際。
《論語·為政》記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治理人民就必須具備「政」，即所謂的法律禁制。如果有人越軌，便會被處以刑罰。對於諸侯國君們而言，這樣自然便於治理。但是人民是否具備廉恥之心，君主卻毫不關心。因此如果強調「德」，便會令國君們備感拘束。
春秋末期尚處於能否吃飽飯的時代，而孔子的德治主義過於迂遠，不切實際，所以他以及他所在的集團便始終處於慢性失業狀態。
《史記·遊俠列傳》中記載：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此處引用了《韓非子》中的話，可見在戰國時代，儒家仍被視為反體制的。
與孔子並稱的孟子，是在繼孔子數百年後的另一位大儒家。他認為：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
對於君主而言，這種主張甚是無趣。明朝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便廢除了自宋以來的孔孟合祀，取消了對孟子的祭祀。此後，臣下諫言恢復祭祀活動，但是將《孟子》中對君主不滿的部分進行了刪減。這就是所謂的《孟子節文》。
眾所周知，統一天下的秦始皇（前259—前210）施行了「焚書坑儒」。對於反體制的儒家，秦始皇採取了徹底的高壓措施。焚書坑儒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及次年，「焚書」的對象是醫藥、占卜、種植以外所有的書，其中儒家書籍首當其衝。焚書時制定了嚴格的律令：
——有敢偶語（議論）《詩》《書》者棄市（處以刑罰，曝屍於市）。
——以古非今者族（殺死全族）。
學習《詩經》和《書經》的乃是儒者，將古代周公禮樂制度作為理想制度並對現實進行批判的也是儒者。
儒家自集大成者孔子所處時代直至秦朝，始終都是反體制的集團。秦始皇死後不久，秦朝滅亡，項羽（前232—前202）與劉邦（前258—前195）爭奪天下，最終劉邦建立漢朝。
劉邦一介庶民，出身不明，性格豪爽，厭惡文質彬彬的儒生。
儒生的裝束一般是身著寬鬆的衣服，頭戴圓形帽子，腳踏方形靴子。一眼望去，便知是儒者。天謂之蒼穹，呈拱形，地為方，因此頭戴的帽子便是圓形，意為知「天時」，腳穿方靴，意為知「地勢」，單從打扮便可看出其極為明顯的形式主義作風。
《莊子》中記載了下面一段故事。
魯哀公（前495—前468年在位）有一次對莊子說：
魯國多儒士，很少有信仰先生道學的人。
莊子對答：
何不在國中號令：沒有儒士的學問和本事而又穿著儒士服裝的人，必處以死罪？
於是魯公便傳令下去，於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脫掉了圓帽和方靴。最終，舉國上下身著儒服的只有一人。
由此可見，莊子對儒家的形式主義極為不屑。
由庶民搖身一變成為皇帝的劉邦也十分厭惡形式主義，他曾摘掉儒者的圓帽，用來盛尿。
當時有個名為叔孫通的儒生，歷史上對其評價極差。他曾侍奉過劉邦。最初叔孫通侍奉始皇帝，之後又侍奉了後任幾位皇帝。秦始皇死後，陳勝、吳廣起兵造反，他對二世皇帝說：「此乃盜竊，並非謀反。」而那些上報說是謀反的人，則被扣押、查處。可以說叔孫通是一個善於察言觀色的人。叔孫通便是這樣的人物，而作為儒者不應有此行為。《論語·憲問》記載，子路問到如何侍奉君主時，孔子回答：
勿欺也，而犯之。
侍奉君主的關鍵是不能欺騙。陳勝、吳廣發動的動亂，對秦來說明顯是謀反，卻被說成是盜竊，顯然是對君主的欺騙。「犯之」，即從正面諫言。叔孫通的所作所為不符合儒者的作風。其他的儒生都罵他：
先生，專言大猾，何也？
當叔孫通得知劉邦用儒帽盛尿後，便脫掉了寬鬆的儒服，改穿短袖短襟的楚服，以投劉邦所好。
據《莊子》記載，孔子在世時，儒家的形式主義便已開始盛行，到了三百年後，叔孫通的所作所為便是儒者墮落的典型。
皇帝劉邦雖生性豪爽，卻極為厭惡臣子的放蕩無禮行為。有人喝醉酒後，便開始炫耀自己的功績，或是一邊喧嚷一邊拔出劍來刺在柱子上。據《史記》記載：
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劍擊柱。
於是劉邦開始意識到，在自己如何暫且不論的前提下，必須對臣子的放蕩無禮行為進行約束。叔孫通可謂是善於察言觀色的天才，他看出了皇帝的心思，便向劉邦進諫，由他召集魯國的儒生，制定「朝儀」（朝廷的禮儀規範）。劉邦說：「得無難乎？」意思是問，這個難嗎？
厭惡繁瑣形式的劉邦擔心此事不好執行。叔孫通回答說：「所謂禮儀，根據世事人情可繁可簡。」劉邦聽後便說：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
意思是說，那就試試看，不過盡量簡化，對我這樣的人也適用。
於是叔孫通召集了三十多名儒生，制定朝儀。在這些魯國的儒生中只有兩人拒絕參與。這兩人認為，天下剛剛穩定，死者尚未被埋葬，傷者傷勢尚未治癒，怎麼能制定禮儀呢？按照儒家的觀念，真正的禮儀應在積德百年之後方可制定。這兩位儒生拒絕進京，說：
吾不忍為公（叔孫通）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
叔孫通笑著回答：
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一直對體制持批判態度的儒者終於明白了「時變」，開始向融入體制轉變。叔孫通制定的連劉邦都可以接受的朝儀，在漢朝開國七年（前200年）長樂宮落成之際開始就地施行。群臣中無喧嘩者，無失禮者，儀式井然有序地進行。劉邦不禁滿懷欣喜地感慨道：
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於是任命叔孫通為太常（掌管禮儀祭祀的官職），並賜黃金五百斤。叔孫通趁機推薦自己門下的弟子，他的弟子有數百名，分別受到封賞，叔孫通還將自己所得的五百斤黃金全部分給了他們。於是他們對叔孫通大加稱頌：
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如果孔子聽到此話，恐怕要皺眉頭了。魯國三十多人中拒絕叔孫通上京制定禮制的那兩個人，才是當時儒家的真正代表。然而儒家集團中大部分人都已被當時的體制所收編接納。
雖說儒家已經進入了體制範圍內，但在漢初尚未成為思想界的主流。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的皇后竇氏是老子忠誠的崇拜者，宮廷內的氛圍也都是以黃老思想為主導。老子和莊子通常被合稱為「老莊」，而在漢初時普遍認為，這種思想是由黃帝傳於老子的，因此稱之為「黃老」。文帝之子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即位後，當時成為皇太后的竇氏問一位名為轅固生的儒生，應如何看待老子。轅固生答：「此家人言耳。」竇太后大怒，將他投入野豬圈中。景帝見他可憐，便給了他一把尖刀，於是他捅死了野豬方才得以逃生。
長沙馬王堆中發掘的漢墓屬於漢初墓葬。從2號墓中出土了《老子》的絹書，然而卻沒發現任何與儒教有關的東西。因此，儒教雖在漢初進入了漢初的體制編製，但尚未成為體制內的主流。
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代，大儒者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提升了儒學的地位，並使之國教化。直到那時，儒教才最終成為體制內的主流思想。隨著漢王朝的不斷穩定發展，機構逐漸擴大並複雜化，「黃老」的無為思想已不合時宜。官僚階層中學習儒學的人也不斷增加。於是統一國家思想勢在必行。
儒學的「國教化」也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儒學中包含的強烈的批判精神是無法融入體制內的，所以這部分內容被削弱了。實際上，要想進入政治的內部，就不得不在許多方面妥協。因此儒學中的許多內容被砍掉了。通過學習儒學而獲得官職的人，為了保住已得的職位，都表現出了一種但求平安無事的消極主義。
我們所看到的「儒」，主要是指在基督教誕生前一個世紀，已經成為漢朝國教，知時變、知要務的「儒」。
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指出，中國歷代王朝政府都表現出了「干涉性」的特點。為政者基於治理人民的考慮，對人民干涉較多。
太古聖天子堯時代，有位老人一邊鼓腹擊壤（飽腹後撫摸著肚子，敲打地面），一邊唱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首田歌的意識是，天子之恩浩蕩，而一般百姓雖受其恩惠，但卻感覺不到。這首歌並非記載於《史記》，而是出現在《帝王世紀》中。雖然文獻資料的可靠性尚待考證，但是從單純的創作意圖來看，可以推斷出當時背景。一般來講，人民是厭惡政府干涉的。然而執政者基於統治的考慮，勢必會有許多干涉。這段話就反映人民不希望政府以一種令人厭惡的姿態來進行統治，然而干涉性卻是政府不變的原則。
政府的干涉性自古有之，然而自從儒學國教化以後，這種干涉性更是向各個方面進行了延伸。
在儒家的思考方式中也存在著強調干涉性的因素，而強調干涉性的政府也勢必會將國教化的儒家學說強加於民眾。
不僅在政治方面，其他方面也都有儒家學說的滲透。此後的朱子學加強了對儒家學說的重視，並總結出了「修身齊家」和「治國平天下」之說。
修身必須要有一顆正直的心，而心欲正，則意必誠。而意欲誠，則必多知。因此首先要實現「知」，為了達到「知」就必須「格物」。即所謂的
——格物致知
關於「格物」，古往今來說法眾多。
朱子學對「格物」的解釋為「窮理」，意思是凡事都必須經過觀察、考究。陽明學的解釋為「去惡」。
儒家具有從格物致知的個人修身到治國平天下一脈相承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中的強制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