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在其《東方見聞錄》中詳細地記述了中國的情況。然而，對於應該稱為中國象徵的萬里長城以及茶，書中竟然隻字未提，這兩點令人難以理解。
元朝設大都和上都兩處首都。大都便是現在的北京。按照慣例，皇帝每年二月末均從大都動身前往上都，直到九月末才返回。上都位於灤河上游的多倫西北。皇帝率領政府諸司通過居庸關，越過6世紀下半葉北齊時期所修建的長城，往返於兩都之間。馬可波羅肯定屢次隨隊伴駕，沿途理應看到長城，為何對之隻字不提？元代的蒙古人嗜茶之風不遜於漢人。馬可·波羅無論走到哪兒，想必都有好茶招待吧。他在書中既然講到了用米釀造的酒和像柴一樣可燃的石頭（炭），卻沒有提到茶，這實在很奇怪。也許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了，無意中竟然忘記了吧。
第一個喝茶的歐洲人到底是誰，自然是無從考證了。然而，馬可·波羅大概是最早喝過茶的其中一位歐洲人吧。他在13世紀下半葉的十七年內在中國居留，當時茶葉歸由政府專賣。
15世紀末，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發現了繞行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至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便來到廣東。有人認為，這是歐洲人與茶的第一次接觸。然而，這時距離馬可·波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而且可能在馬可·波羅之前，便有歐洲人喝過茶了。相比之下，由於留存有貿易往來記錄，茶葉的進口時間則比較明確。1609年，荷蘭人在日本平戶設立商館，次年，日本茶便經由爪哇向歐洲出口。
拋開歐洲人在中國居留所飲的茶，抑或經由船員、旅行者作為珍貴土產帶回本國的茶，我們可以認為，從這個時候起茶被真正地介紹到歐洲。
將茶帶回歐洲的是荷蘭人，所帶之茶是日本的綠茶。然而，英國逐漸佔據了茶葉貿易的主導權，而中國茶則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這其中雖然也有日本閉關鎖國的關係，然而荷蘭是准許到長崎進行貿易的，因此其根本原因在於英國在競爭中勝出。
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英國喝茶的風俗得到更為深廣的普及。對於這種現象其中一定會列舉的一條理由是，英國的水更適宜用來泡茶。還有人說，法國和意大利盛產葡萄酒，德國則有啤酒，唯獨英國缺少稱心如意的飲品，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不管怎麼說，對於歐洲而言，茶是14世紀之後才引進的舶來飲品。最初當然物以稀為貴，據說被當作藥放在藥房裡稱重出售，教士喝茶以驅除布道時的睡意。
荷蘭醫生尼古拉斯·迪爾克斯（Nikolas Dirx）論述道，茶可包治百病，是長壽的妙藥。對此也有相反的意見。德國醫生西蒙·鮑利（Simon Pauli）將茶之害與煙草之弊相提並論。法國醫生蓋伊·帕丁（G. Patin）將茶貶斥為不受歡迎的東西。這些言論都發表於17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之間，正處於歐洲飲茶的搖籃期。
即便在英國，喝茶的習慣也並非順順當當地被人們所接受。
1744年，蘇格蘭大臣福布斯（Forbes）批評喝茶既浪費金錢又浪費時間，使人懦弱。當時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方才三十多年，福布斯對蘇格蘭那些英格蘭化的貴族以喝茶為樂非常反感。「寧喝啤酒不品茶」便是當時反茶運動的口號。
在英格蘭，阿瑟·楊（Arthur Young）、喬納斯·漢威（Jonas Hanway）等人認為喝茶浪費時間，有害健康，妨礙工業發展，使國民陷於貧困，因而發起了反茶運動。
與福布斯同一時期的、衛理公會派教會創始人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發起了反茶運動。此公本是熱衷於社會活動的人，正如在牛津大學時召集一干信仰相投的人成立了神聖俱樂部（Holly Club）一樣，他喜歡集會結社。神聖俱樂部的成員被稱為「循道派」（Methodist），後來成為衛斯理所創立的教派的名稱。在反茶運動中，他也是積極分子。
衛斯理首先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認為茶對健康有害。他聲稱年輕時吃過早飯後手經常顫抖，而停止喝茶之後便不治而愈，而有同樣症狀的人在減少喝茶量、增加牛奶和白糖後，病症便有所緩解。因此，他決定發起「禁茶運動」。
衛斯理是這麼想的：開導拯救煩惱的人們本是教士之職責，既然知道了茶之弊害，就不能只是明哲保身，還必須保護民眾不受其害。於是，他在1746年7月6日禮拜日這天，發表了禁茶宣言，倡議將戒茶而節約下來的錢捐獻出來，用於救濟貧民。據說有一百名會員對此表示贊成，不再喝茶，這一年年底救濟了250個貧民。
手顫必定另有原因。當時工業發展非常迅速，倫敦周邊所產生的環境污染，想必是造成手顫的其中一個原因吧。至於戒茶或減少喝茶量之後症狀有所緩解，大概是心理作祟吧。
衛斯理在書信中透露，禁茶後實際上很痛苦，常常頭疼失眠，還會引發失憶，不過只要向神禱告，所有的症狀便會消失。
衛斯理逐漸意識到，將茶當作惡魔似乎是沒有道理的。第二年，他宣稱遵從醫囑，停止了禁茶。此後，他成為天底下最好喝茶的人，活到八十八歲。
到了衛斯理晚年，衛理公會派的信徒人數已達十三萬，倫敦也有許多傳教士。這些傳教士每個禮拜日都要聚集到教派創立人衛斯理的家中共進早餐，席間一定都會上茶。不僅如此，據說衛斯理還會親自用自己特製的大茶壺，為傳教士們斟茶。此舉不僅意味著茶的解禁，還可說是帶有鼓勵的意思吧。衛斯理是重視經驗和實踐的人。從經驗中判斷茶有害，他便發起了禁茶運動。同樣，一旦從經驗中得知喝茶反倒有益，便轉而提倡，乃至親自斟茶。他的行為絕非矛盾。直到今日，衛理公會對於禁酒禁煙運動仍然極為熱心，不過幸好禁茶運動已無人再提。
由於生活方式大相逕庭，茶葉雖然傳到了歐洲，但是中國的飲茶氛圍卻無法原樣炮製。只是飲茶時悠閒自在的心境，從根本上而言大概是共通的吧。
在英國，茶備受文人鍾愛。大文豪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756年，倫敦紳士漢威在《八天旅行記》等著作中闡述了反對喝茶風俗的意見。對此，約翰遜於次年在《文學雜誌》（Literary Magazine）中發文反駁：
我的燒水壺總是熱騰騰的。晚上品茶為樂，入夜則用茶解悶，清晨需借茶清醒……
18世紀下半葉，英國人養成了喝「下午茶」的習慣。這個時期針對茶的利弊之辯非常激烈，而這一習慣的形成，可以說意味著褒貶雙方明確地分出了勝負。到處都開設了茶會（tea party），就連賓館、劇場也都供應下午茶。1879年即日本明治十二年，火車上開始提供下午茶的服務。
愛喝茶的文人很多，包括詩人蒲柏（Alexander Pope）、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散文家蘭姆（Charles Lamb）等。這為茶的普及帶來了積極的影響。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ge）因吸食鴉片成為有名的癮君子，同時也是好茶之人。文藝評論家哈滋裡特（William Hazlitt）是柯勒律治和蘭姆的朋友，他將茶稱讚為「智慧之水」。
茶比酒更有益，這一論據對於茶在英國的勝利，提供了相當大的支持。勞工當中有喝濃烈的杜松子酒的習慣，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問題。如果茶能夠取而代之，則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了。
由於茶和酒都是奢侈品，這一共通之處使得人們經常將茶與酒相提並論，互較長短。20世紀初，中國敦煌發現了大量的文物，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往事。其中包括不少已經亡佚的十世紀以前的抄本。在印刷術發明之前，由於不可能製作那麼多的抄本，有不少因戰亂或天災而散失，一部也留存不下來。在敦煌發現的文物中，既有原來只流傳下題名而抄本正文散失的，也有連題名都沒有流傳下來而首次發現的，其中就有《茶酒論》這樣一本書。
這部書成書於唐代，最晚也不超過五代，共發現了同樣的書七部，可見當時常被人閱讀。其中被斯坦因帶走兩部，伯希和帶走四部，現各自收藏於倫敦和巴黎，剩下的一部存於北京。
《茶酒論》採用問答論爭文的形式，這是中國文學的一種類型。古代漢朝司馬相如所寫的《子虛賦》採用的就是這種文體，由子虛、烏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進行問答，論述諸侯之遊獵、楚國之華美等，最後得出節儉為好的結論。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左思的《三都賦》等都採用了這種文體。
在日本，可稱作空海之信仰宣言的《三教指歸》也是通過龜毛先生、虛無隱士、假名乞兒這三個人的問答，對儒、道、佛三教進行比較，最後以佛教為佳作結。明治初期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經論問答》也可說採用了同樣的套路。
在敦煌石窟中沉睡了上千年的《茶酒論》將茶和酒擬人化，讓他們自己說話。作者是唐的鄉貢進士王敷。在唐代的取士制度中，從學校選拔的稱為學生，而向州縣的長官推薦的稱為鄉貢進士。
《茶酒論》全文采用韻文寫成，開始茶先登場自我介紹。
百草之首，
萬木之花。
貴之取蕊，
重之摘芽。
呼之茗草，
號之作茶。
貢五侯宅，
奉帝王家。
就這樣，茶先炫耀一番。以「花」、「芽」、「茶」、「家」結尾，每隔一行押韻。供奉彌勒佛和觀音菩薩，這是茶最得意之事。另外，茶還誇耀道，自己能給人們帶來大富大貴：
舒城太湖，
買婢買奴。
越郡餘杭，
金帛為囊。
舒城、太湖、越郡、餘杭都是茶的產地，為了表現其繁榮景象，作者用買奴買婢來形容，大概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吧。
接著是酒的發言。管弦、唱歌、舞蹈等，無不與酒有著密切關係。飲酒可助笙歌舞樂戲劍之樂，試問茶怎能做到？
《茶酒論》中有趣的是，正當茶和酒滔滔不絕地展開口水戰時，不料「水」竟登場了。水剛才就在一旁聽著二者的爭論，茶和酒卻渾然不覺。
茶和酒同樣都不能缺少水。從水的角度來看，它與二者都有關係，於是主動請纓，擔當裁判。
從今已後，
切須和同。
酒店發富，
茶坊不窮。
長為兄弟，
須得始終。
由於水兄的調停，茶酒得以言歸於好。
不過，如果在基督教的社會中茶和酒展開徹底論爭的話，顯然酒將最終敗北。
但凡新進之物，都不免令人生疑。對於歐洲人來說，茶是舶來品，因此一開始就受人質疑，甚至橫遭指責。然而，一旦與原有之物——酒相對比，茶便立即顯示出優越之處。
酒喝多了有人會耍酒瘋，而茶喝多了卻不會。總之，喝茶總不至於給人造成麻煩。對茶的一種批評是認為喝茶過於奢侈。從清教徒崇尚精神的標準來看，與其如此無端浪費，還不如將茶錢捐出進行慈善活動。然而，隨著茶的進口量增加，價格便不斷下跌，茶作為一種奢侈品的色彩便完全消退。茶受譴責的論據便基本站不住腳了。
1840年，威廉姆斯在《中國叢報》所發表的論文，便從《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中引用如下文段，作為文章的開頭：
這一著名的植物之發展，是與真理之發展一脈相通的。初時只有敢於享受其味道的人才會品味，而普通的民眾則投以懷疑的目光，稍有發展即遇障礙，似得稱讚又遭非難。然而，在不捨晝夜向前奔走的時間之流中，其自身所具有的價值便顯露出來，終於上至廟堂之高，下及江湖之遠，舉國之內，處處無不取得最後的勝利。
對於有些人來說，茶之奢華尊貴也許具有超凡的魅力。品飲著被作為高級藥品在藥房論秤出售的茶，內心雀躍之際，大概有著不可言說的樂趣吧。
等到茶葉普及，價格下跌至普羅大眾都能接受的地步，其魅力則多少會有所減少吧。然而，極品之茶終究價格甚高，茶之奢侈性仍不至消減。
在營造品茶氛圍時，如若追求的是奢侈程度，則將永無窮盡。在自己做東的茶話會上能夠請到何種級別的人物賞臉光臨，可謂是反映其奢侈品級最為重要的晴雨表。英國是一個等級社會，主人如若想要邀請到層級高於自己的人物，這可是非同尋常之舉。恐怕平日裡就必須頻獻慇勤吧。而如果決定發動豪華的禮品攻勢，錢財再多也會猶顯不足。
茶的用具也是如此。人們的趣味自然與中國或日本的不同，英國人終究會追求英倫格調的精美茶具。人們在喝茶的時候，也有借助東洋意趣營造氛圍的。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喝茶便是東洋的意趣，雖然地理上相隔千萬里，但卻是一種精神上的接近。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曾說過，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然而，當他試圖用詩句來表達這個意思時，我們大概就已經感受到東西方的接近了。在一定程度上，茶為拉近東西方的距離發揮了作用。
當18世紀下半葉茶在英國開始普及時，中國的景德鎮迎來了全盛時期。臧應選、郎廷極、年希堯、唐英等傑出人物曾督管過景德鎮的陶務。以茶葉末兒這一蕎麥釉為代表的「臧窯」、因濃厚的釉裡紅而為人所知的「郎窯」、憑模仿宋代官窯的青瓷而知名的「年窯」等，在技術上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供皇帝貼身賞玩的小型器具系列被稱為「古月軒」。在這個時期，這裡不斷進行試驗，試圖重新複製由傳說中的人物壺隱老人所製作的「流霞盞」、「卵幕杯」。大概由於景德鎮屬於御器廠，預算全額由國庫支給，才可以如此行事吧。
在英國，若想為茶增添奢華品味，只要在茶桌上放上古月軒的茶碗即可。即使在中國，民間要想得到珍貴的器具，則必須花大價錢。而要在英國得到同樣的東西，所費應當更高。
從「卵幕」等詞可看出，景德鎮瓷器的特徵在於胎薄。越高級的越薄，最上乘的則薄如「卵殼」。
英國人在沖調奶茶的時候，總是先倒好牛奶，然後再將茶混入。究其緣由，據說原來是因為景德鎮生產的茶碗太薄了，如果猛然倒入熱茶，擔心茶碗破裂，因此先倒牛奶。實際上，不管瓷胎有多薄，景德鎮生產的優質茶碗，也不會因熱水爆裂。
歐洲各地也有瓷窯，當然都是為了仿製中國的瓷器而建的。這也說明了以茶為媒介拉近了東西方之間的距離。
前面講到，不再禁茶的約翰·衛斯理在晚年的時候，每個禮拜天都會招待倫敦衛理公會的傳教士們共進早餐，並親自手持茶壺走到席間為眾人斟茶。當時所用的茶壺，是陶藝家威基伍德（J. Wedgwood，1730—1795）為衛斯理特別製作的。正是這個威基伍德，將瓷器的手工作坊轉變成大工廠，通過量化生產而得以供應廉價的產品。便宜的茶杯茶壺的出現，也一定為茶的普及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