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學為題材的電影真是夠多，但像香港獨立電影導演張虹拍的《中學》這樣的片子，我倒還是第一次看到。它彷彿是一面魔鏡，不同的人看見不同的東西。對我這種中學六年讀得一塌糊塗的人來說，《中學》就像一場過去的噩夢，看完之後令我慶幸它到底只佔了我人生之中的六年，而且不用重新經歷。對這部電影主角之一的香港聖傑靈女子中學校長龐得玲而言，「香港歷史上未有一部電影這樣忠實拍攝學校裡面的情況」。至於那些滿懷遠大理想、矢志於教育改革的專家，則在這部電影裡看到了今日中學體系的重重弊病。
張虹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在加拿大讀電影，一直喜歡拍紀錄片。她最早的作品《看不見的女人》還是馬馬虎虎不怎麼樣，但接下來的《搬屋》和《平安米》就開始顯示出她精細敏感的能力了，尤其以香港一年一度向老人家派送免費米為主題的《平安米》為最，且獲得2002年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的大獎。到了《中學》，她就更上一層樓，拍出近年紀錄片裡令人難忘的耐性和冷靜。
張虹用三個多月的時間去拍攝香港兩間一級中學的生活。早上的集會、課堂裡的實況、老師的會議、文藝演出等課外活動，還有老師和家長們的會面，都成了她鏡頭下的「演出」。說「演出」可能有點不正確，因為張虹信奉的是美國紀錄片大師弗雷德裡克·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也就是說導演盡量不加個人意見，不用旁白沒有配樂，甚至連紀錄片常見的訪問都完全略去，一切理解和判斷都交給觀眾。
問題是導演沒有任何個人意見的「直接電影」可能嗎？決定取鏡角度、拍攝場面、剪接順序的不是導演，又是誰呢？難道在這些環節裡面導演就沒有表達態度跟立場的空間嗎？當然不。這樣的電影隱含了一種「陌生化」的作用，同樣的片段在被攝者的角度看來再合理不過，於外人眼中卻因距離產生了可歎的效果。例如片中的學校早會，學生風紀和學生幹部站在一眾頂著太陽的同學之前訓話，老師和校長則立在二樓陽台向下注視。老師若在影片中看到這個場面，或許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甚至還會再次肯定自己讓學生自我管理的偉大成就。換了我等深惡痛絕學校諸種怪現象的觀眾，可能就會發現這只是弄虛作假的一場戲，因為師長們正在居高臨下不動聲色地監視一切。只是如果你問導演究竟用意何在時，她肯定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你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