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以為能通過聲音來溝通，但溝通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常常會出現各種的誤會和歧義。假如不通過語言，而是通過音樂等非語言的方式來溝通，如何可能？談到聲音，難免要想到耳朵，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聽眾，那麼，作為個體的聽眾我們如何有權或者在什麼狀況下可以去聆聽呢？
我想起很多年前去布拉格觀光，參觀一座山上的城堡。遊客特別多，我於是就跑到城堡旁邊的一個教堂。很奇怪，我好像走進了一個私人住宅一樣，儘管這個教堂有一個非常大的大廳，還有很多的廳房，但是你不會有一種空蕩蕩的感覺。這裡遊客不多，偶爾看到一兩個人閃過。走著走著我忽然聽到一陣音樂，是絃樂四重奏。那種感覺很奇怪，因為教堂是一座古老的建築，有文藝復興、巴洛克等各個時期的印記，在這樣一個電影裡面才看得到的歐洲城堡的角落，遠遠地傳來絃樂四重奏的聲音，感覺很奇妙。循聲走過去，在一個房間裡我看到有四個人果然好像在演奏絃樂四重奏，但其實並不是在演奏，因為並沒有聽見什麼。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當時那個場面令我感觸最深的是，我開始想，以前的人怎樣聽這些音樂，在什麼環境下去聽這些音樂？我們今天的人要聽音樂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對古人來說，音樂只發生在特別的場合，是一件需要去等待、去遭遇的事情。因此，我就在想，在這樣的不同環境中，我們的「聽」是不一樣的。我們用耳朵去聆聽，但是我們的耳朵聽到什麼、怎麼聽，可能也是跟時代的變化有關的。因為即便是我們的感官，也有它的文化制約的部分。我們的耳朵不僅是器官，而且還是文化上的官能，接受不同文化對它的制約。而文化是在歷史之中演變的，會受到一定歷史環境、不同時空的限制。因此，我們的耳朵總是在不同的歷史、國別、地域流變的一種文化官能。這就是現在我要探討的一個主題。
音樂沒有成為藝術之前
古典樂迷都知道，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古典音樂界出現了一股「古樂」潮流，到現在已經成為一種特別的音樂演奏模式和門派。「古樂」潮流非常火，人們認為這樣就可以聽到真正的海頓、真正的貝多芬。但是難道我們真的可以百分百地復古嗎？不可能。為什麼？因為我們今天的耳朵不一樣了。我所說的耳朵，當然不是指物理意義上的耳朵，而是指文化上聽眾的功能和角色已經變了。任憑怎樣復古，你還是不可能聽到巴赫年代聽眾所能聽到的巴赫，因為聽眾已不是那個年代的人，不可能聽到當時聽眾耳朵裡聽得到的那種聲音。
古代人的耳朵是一種什麼樣的耳朵呢？那是一種備受權力節制的耳朵。因為在以前，音樂不是給大家「聽」的，它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和宗教功能在裡面。比如在中國古代，「樂」是國家大典，是一種禮儀，一個祭祀，是政治上很重要的事情。而以前的宗教音樂也是可以完全沒有聽眾的，他考慮的只是演奏者，演奏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假如我是個天主教徒，通過演奏者所要表達的，就是對上帝的崇高敬意和讚美，如果有聽眾的話，這個音樂只有一個聽眾，就是神。這種音樂跟祈禱一樣，它不是一種表演，不是表演給人看的，演奏本身就有其目的。
我們今天音樂的聆聽者所要聽的是一種被認為是藝術的東西，但是當藝術還不存在的時候寫出來的音樂，我該怎樣去聽呢？我們今天總是覺得音樂必然是藝術，然而並不是這樣。比如，中國古代的編鐘音樂從某種程度上說就不是藝術，甚至天主教的聖詩都不叫藝術，因為它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藝術品，它的作者從來沒有想過要做藝術家。而我們還相信，「美」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沒有任何功利用途，它就是為美而美。同樣，藝術就應該是為藝術而藝術，它不能跟金錢、權力等其他東西有關係。如果一個藝術家老是去畫政治素材，我們就覺得不像話，這還能算是藝術嗎？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想法，我們以前是沒有藝術的，因為以前的藝術都有非常明確的服務目標，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別的什麼東西。比如，希臘神廟中的石柱，人們建造它時是單純地為了藝術嗎？顯然不是。這些現在被我們所認為的藝術品，原來都有自己非常實際的目的。只有當我們有了藝術，獨立於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它的邏輯是為美而美，甚至是我們的眼睛、感官都有了一種審美能力的時候，藝術才誕生，而藝術誕生的標誌就是博物館。當然，我並不是說古人完全沒有審美眼光，但是那個時候的美是一種裝飾性的美，並不是為美而美，有別的目的。哪怕我們中國古代的文人畫也不是為了美而畫的，古琴不是為了美而彈的，而是有別的作用存在。
同樣，我們的耳朵、我們聽到的音樂也經歷了類似的進化過程。以前音樂是一種有實際功能的東西，到後來音樂才開始慢慢變得獨立，開始變成一種容許聽眾去欣賞的東西。比如巴赫的音樂，當他寫這些音樂的時候，有很多其實是舞曲，是用來在宮廷跳舞的。但是在今天，我們不會把巴赫的音樂當作舞曲，不會放巴赫的音樂來跳舞，我們今天把巴赫的音樂當作「音樂」來聽，而不是跳的。
從現代聽眾的誕生到音樂藝術的形成，音樂由一種有實際功能的東西變成一種可以欣賞的藝術，這個過程經歷了逐漸的轉變。在巴赫的時代，還沒有出現我們現代意義上的聽眾，他的聽眾只是宮廷貴族、教會人士，是一些權貴。直到莫扎特的時代才開始出現了真正的聽眾。莫扎特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
所謂舊，是指聽音樂的人只局限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小圈子裡，音樂對這個小圈子而言是禮儀性的，是用來跳舞的，到了後來才慢慢變成可以欣賞的，王公貴族們競相請音樂家為自己作曲。所謂新，是指新的中產階級已經出現，他們對音樂有愛好，想獨立欣賞音樂的人開始出來了，於是開始出現了音樂會，但還不是很普遍，或者還不足以支撐一個獨立的音樂人。
在莫扎特的時代，音樂家的地位並不高，儘管貴族大公們非常喜歡莫扎特的音樂，但是真正在講究社會地位的場合他卻並不重要。比如在宮廷請客的時候，他不得不跟園丁、僕人們坐在一起。所以，莫扎特非常厭倦為王公貴族做御用的音樂家，於是他跑了出來，要做獨立的音樂家——他很可能是古典音樂史上第一個獨立出來的音樂家。他把作品賣給出版商，賣給當時為數不多的音樂廳，找機會排演自己的作品，靠門票、版稅來維持自己的生活，結果飢寒交迫而死，也就是說市場沒辦法養活他。
到了貝多芬的時代，整個情況就變了。獨立的市場出現了，貝多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他甚至可以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皇帝的馬車過來而不讓路。當大家都按照規矩給國王的馬車讓路並鞠躬行禮的時候，貝多芬非常不屑，繼續大搖大擺地衝著國王的馬車走過去，逼著國王的馬車讓到一邊。這個故事說明音樂家的地位提升了，音樂作為藝術的存在被確認了，藝術獨立出現了，一種聽眾，為音樂而音樂的聽眾來了。
現代音樂家誕生的背後，更重要的是現代聽眾的誕生，新的聽眾聽到音樂的時候，沒有想到任何功利的目的，他不會聯想到我聽到這個聲音該怎麼做，聽到這個聲音就該在心裡面對神充滿感激……他只是為了聽的享樂而聽，他為了快樂、為了喜悅而聽。一種嶄新的聆聽模式出現了。這種新的聆聽模式的出現，才使整個音樂的模式開始變化。
我現在所講的實際上有兩條線，一條線是音樂的誕生，藝術的誕生，另一條線則是聽眾的誕生。而聽眾的誕生，換個角度來說就是聆聽「民主化」了。過去只有很少的人能聽到音樂，現在能聽音樂的人多了，民主化了，但是權力仍然不完全在「聽眾」的手上，聆聽仍然不是民主的。為什麼呢？因為聽眾被要求守規矩，尤其在20世紀初期，尤其在聽古典音樂、嚴肅音樂的時候，規則成立了。比如說我們聽古典音樂會要注重禮儀，鼓掌不能亂鼓，不能吵鬧等等。我們非常規矩，因為聽音樂被認為是去朝聖，是去聖殿，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事情，在這個聖殿裡面我們要把一切干擾排除，在音樂之外，其他所有的聲音都被排除在外。史無前例地，我們現代人的耳朵被獨立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
耳朵這個感官被訓練得非常敏銳，非常關注地聽舞台上發出的聲音。這是一個慢慢被聖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聽眾不可能是民主的，因為他受到種種禮儀上或文化上的規約和限制，他甚至是被要求的，要求耳朵要經過訓練，能去欣賞一個嚴肅的古典音樂作品。音樂對我們的要求變得非常非常高。
現代聽眾的困境
以前聽音樂或許是件一輩子就只遭遇一次的事情，比如聽一位名家在某個特定的場合演奏，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無限次地聽一位名家演奏，我們的耳朵已經變得非常隨意、變得漫不經心了。我們今天變得更民主，權力歸於聽眾。
整個現代音樂聆聽史就是一個權力被不斷下放到聽眾手中的歷史。於是聽眾的地位越來越高，一開始在現代音樂會裡面受到限制，但是隨著現代機器複製條件的成熟，唱片的流行，我們越來越有權力去處理我們的音樂，甚至可以去控制音樂，比如樂音的大小可以調節，甚至連快慢也可以調節，整個權力都在聽眾的手上。我喜歡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我不再需要去音樂廳乖乖地坐著聽，而且這個聲音我還可以帶著走，「隨身聽」。
當我們隨意宰制音樂，當我們的耳朵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權力與自主權的時候，我們對音樂也就有了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以前聽音樂是一種需要我們非常專注的事情，但是當音樂可以被帶著走的時候，音樂不再是主角，它變成了類似於電影的配樂，成為一個背景。再後來，音樂變成了我們的手機鈴聲，一個完整的音樂被我們抽離出一段當作電話鈴聲。我們把音樂宰割成一個片斷一個片斷來聽，變成一個電視的主題曲，變成一個廣播節目的開場音樂，甚至變成我們商場的背景音樂，咖啡廳的背景音樂，連走進電梯都有音樂。
以前的人一輩子或許只有一次能聽到正正經經在他面前演奏的音樂，而我們現在則是無處不在地被音樂包圍著，被無數的聲音包圍著。我們似乎比以前民主多了，似乎非常自主。聽眾第一次能夠取代演奏者、取代音樂家成為主角，這種主角不僅是指在家的自主，而且指現在的聽眾還真的是舞台上的主角。
比如有人用各種速度去扭曲原來音樂正常的速度，完全體現聽眾的權力，這就是DJ。DJ是什麼？他不是一個傳統的音樂家，而是一個聽眾。他不一定比我們更懂得做音樂，但是他相信自己比我們更懂得聽的藝術。DJ之所以能成為現在音樂界裡的重要人物，就是因為他能通過他的聽的藝術來調節場上的情緒與氣氛，他主要不是靠自己做的音樂，而主要靠現成的音樂進行組合。DJ就是我們現在聽眾權力無限擴大的一種象徵，他把聆聽變成一種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藝術，甚至可以出唱片，那些唱片只是他聽的東西，而不是他創作的東西。弔詭的地方就在於，在聽眾的權力無限大的年代，聽眾的耳朵無限制的年代，我們卻開始陷入一種困境：我們開始不太能聽懂音樂了，或者從極端的角度來說，我們不再擁有耳朵的自主權了。我們現在被聲音不斷地包圍著，我們逃不掉音樂。
以前的人是想聽而聽不到，我們是不想聽而做不到。有誰試過從早到晚一整天沒有聽過音樂？不可能！你只要用手機你就聽到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有人在強迫你聽音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耳朵又變得很沒有權力，很不自主，我們受到了限制。我現在發現，在很多城市即便是坐出租車都要被迫聽音樂，你完全不自由，被它宰制。在幾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裡面也在不斷製造這些聲音，包圍我們，壓迫我們。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耳朵就開始麻木了，就好像是一個味精吃得太多的人喪失了真正的味覺判斷能力一樣。我們今天已經變得不容易去聽音樂了，儘管從早到晚我們都在聽音樂，但是真正什麼也不想、專心坐在那兒聽一首曲子或一個人的作品的時間是非常少的，我們做不到，我們連這種專注都失去了。
今天聽眾的權力真的民主化了，但是同時又喪失了自我。我們又喪失了對耳朵的自主權，我們的耳朵被人重新打造成一個輸入的器官，接受各種各樣的暗示。我們的耳朵變成了一個任人宰割，而且是直接通向大腦宰割的通道，或許我們現在眼睛的判斷力被訓練得十分敏銳，或許仍然有理性，但耳朵恰恰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器官，去接收各種各樣的訊息、指令，讓這些進入我們的潛意識。但我們無能為力，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去抗拒，如何去分辨。這就是現代聽眾的悲劇。
* 根據2009年5月16日東莞「華語之巔文化週末大講壇」講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