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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餘的人」到「局外人」

自古以來,人一直在向世界發出呼喚,並且一直從世界得到回答。事實上,人是把自己呼喚的回聲聽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個多世紀前,人才對此如夢初醒。於是,一個新的歷史時代拉開了帷幕。

一個能夠回答人的呼喚的世界,實際上就是一個上帝。現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當人的呼喚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對之報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時候,人發現自己遭到了遺棄。他像棄婦一樣慟哭哀號,期望這號哭能打動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難收,世界如此絕情,只有淒厲的哭聲送回棄婦自己耳中。

這時候走來一位哲學家,他勸告人類:命運不可違抗,呼喚純屬徒勞,人應當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學家反駁道:在一個沉默的世界上無望地呼喚,在一片無神的荒原上孤獨地跋涉,方顯出人的偉大。

渴求意義的人突然面對無意義的世界,首先表現出這兩種心態:頹廢和悲壯。它們的哲學代言人就是叔本華和尼采。

還有第三種心態:厭倦。

如果說頹廢是聽天由命地接受無意義,悲壯是慷慨激昂地反抗無意義,那麼,厭倦則是一種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態。頹廢者是奴隸,悲壯者是英雄,厭倦者是那種既不願做奴隸又無心當英雄的人,那種驕傲得做不成奴隸又懶惰得當不了英雄的人。

厭倦是一種混沌的情緒,缺乏概念的明確性。所以,它沒有自己的哲學代言人。它化身為文學形象登上十九世紀舞台,這就是俄國作家筆下的一系列「多餘的人」的形象。「多餘的人」是拜倫的精神後裔,這位英國勳爵身上的一種氣質通過他們變成了一個清楚的文學主題。

我把厭倦看作無聊的一種形態。這是一種包含激情的無聊。「多餘的人」是一些對於意義非常在乎的人,但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他們所尋求的意義。當世人仍然滿足於種種既有的生活價值時,他們卻看透了這些價值的無價值。因此,他們鬱鬱寡歡、落落寡合,充滿著失落感,彷彿不是他們否定了既有的意義,倒是他們自己遭到了既有意義的排斥。這個世界是為心滿意足的人準備的,沒有他們的位置。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多餘的人」。

從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出版、第一個「多餘的人」形象皮卻林誕生之日起,恰好過了一個世紀,加繆的《局外人》問世。如果把默爾索對於世間萬事的那種淡漠心態也看作一種無聊,那麼,這已經是一種不含激情的無聊了。從「多餘的人」到「局外人」,無聊的色調經歷了由暖到冷的變化。

人一再發出呼喚,世界卻固執地保持沉默。棄婦心頭的哀痛漸漸冷卻,不再發出呼喚。這個世界不僅僅是一個負心漢,因為負心猶未越出可理解的範圍。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沒有心,它是一堆石頭。人終於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荒謬的世界。

籠罩十九世紀的氣氛是悲劇性的,人們在為失落的意義受難。即使是叔本華式的悲觀哲學家,對於意義也並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勸人們滅絕生命的激情,擺脫意義的困惑。然而,悲觀主義又何嘗不是一種激情呢。到了二十世紀,荒誕劇取代了悲劇。對於一個荒謬的世界,你有什麼可動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義世界的逐兒,他自己置身於意義世界之外,徹底看破意義的無意義,冷眼旁觀世界連同他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遭際。不能說「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寧說他已經出離感情範疇的評判了。

試以皮卻林和默爾索為例做一個比較。

愛情從來是最重要的生活價值之一。可以相當有把握地斷定,厭倦愛情的人必定厭世。皮卻林確實厭倦了。他先是厭倦了交際場上那些貴婦人的愛情。「我熟悉這一切——而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後來他和一個土司的女兒相愛,但也只有幾天新鮮。「這蠻女的無知和單純,跟那貴婦人的妖媚同樣使人厭倦。」他在愛情中尋求新奇,感到的卻總是重複。他不可能不感到重複。厭食症患者吃什麼都一個味。

然而,這個厭食症患者畢竟還有著精神的食慾,希望世上有某種食物能使他大開胃口。對皮卻林來說,愛情是存在的,只是沒有一種愛情能使他滿足而已。默爾索卻壓根兒不承認有愛情這回事。他的情婦問他愛不愛她,他說這話毫無意義。皮卻林想做夢而做不成,默爾索根本不做夢。

皮卻林對於愛情還只是厭倦,對於結婚則簡直是深惡痛絕了:「不論我怎樣熱烈地愛一個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應當跟她結婚——再見吧,愛情!我的心就變成一塊頑石,什麼都不會再使它溫暖。」這種鮮明態度極其清楚地表明,皮卻林還是在守衛著什麼東西,他內心是有非常執著的追求的。他厭倦愛情,是因為愛情不能滿足這種追求。他痛恨結婚,是因為結婚必然扼殺這種追求。他終究是意義世界中的人。

默爾索對結婚抱完全無所謂的態度。他沒有什麼要守衛的,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他的情婦問他願不願結婚,他說怎麼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結。情婦說結婚可是件大事,他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由於他否認愛情的存在,他已經濾淨了結婚這件事的意義內涵,剩下的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空洞形式。在他眼裡,他結不結婚是一件和他自己無關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實,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和他無關。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稀里糊塗地殺了一個人(因為太陽曬得他發昏!),為此被判死刑。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他覺得自己在看一場別人的官司,費了一番力氣才明白他自己是這一片騷動的起因。檢察官聲色俱厲地控訴他,他感到厭煩,只有和全局無關的隻言片語和若干手勢還使他感到驚奇。律師辯護時,他注意傾聽的是從街上傳來的一個賣冰棍小販的喇叭聲。對於死刑判決,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麼死,什麼時候死,這都無關緊要。」他既不戀生,也不厭生,既不懼怕死,也不渴求死,對生死只是一個無動於衷。

皮卻林對於生死卻是好惡分明的。不過,他不是貪生怕死,而是厭生慕死。他的朋友說:「遲早我要在一個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補上一句:「在一個極齷齪的夜晚我有過誕生的不幸。」他尋釁和人決鬥,抱著這樣的心情等死:「我——好像一個在跳舞會上打呵欠的人,他沒有回家睡覺,只是因為他的馬車還沒有來接他罷了。」對死懷著一種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調。和默爾索相比,皮卻林簡直是個乳臭未乾的理想主義者。

皮卻林說:「一切在我都平淡無味。」他還講究個味兒。他心中有個趣味標準,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厭倦了一切,至少對厭倦本身並不厭倦。萊蒙托夫承認,在他的時代,厭倦成了一種風尚,因而「大多數的真正厭倦的人,卻努力藏起這種不幸,就像藏起一種罪惡似的」。可見在「多餘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厭倦是很珍貴的,它是「當代英雄」的標誌,他們借此而同芸芸眾生區別開來了。這多少還有點在做戲。「局外人」則完全脫盡了戲劇味和英雄氣。默爾索只是淡漠罷了,他對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從未感到自己有絲毫的與眾不同。

「多餘的人」厭倦平靜和同一,渴求變化和差異。對他們來說,變化和差異是存在的,他們只是苦於自己感覺不到。「局外人」卻否認任何變化和差異,所以也談不上去追求。默爾索說:「生活是無法改變的,什麼樣的生活都一樣。」本來,意義才是使生活呈現變化和差異的東西。在一個荒謬的世界裡,一切都沒有意義,當然也就無所謂變化和差異了。他甚至設想,如果讓他一輩子住在一棵枯樹的樹幹裡,除了抬頭看流雲之外無事可幹,他也會習慣的。這枯樹幹不同於著名的第歐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徵,而是人生無聊的縮影。在默爾索看來,住在枯樹幹裡等白雲飄來,或者住在家裡等情人幽會,完全是一回事。

那麼,「局外人」是否就全盤接受世界的無意義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後,當真不復有一絲激情了嗎?不,我不相信。也許,置身局外這個行為把無意義本身也宣判為無意義了,這便是一種反抗無意義的方式。也許,淡漠是一種寓反抗於順從的激情。世上並無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終歸免不了有情。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為英雄。我們果然聽到加繆讚美起「荒謬的英雄」西緒福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