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聖誕之夜，布宜諾斯艾利斯城中氣氛緊張。博爾赫斯與我共進了晚餐。博爾赫斯面色黯淡。儘管我們一邊吃著可口的飯菜，喝著美味的葡萄酒，一邊談著話，但是這個國家潛在的陰鬱卻籠罩在我們心頭。最後，該走了。由於公共汽車和出租汽車司機們正在罷工，我們便只好步行。彬彬有禮的博爾赫斯堅持要首先將他的朋友瑪麗亞·兒玉送回家，儘管她住在這座巨大城市的另一端。但是這對這位七十五歲的老詩人來講沒有什麼不便，因為他喜歡走路，特別是在夜晚，而這也給了他一個同我漫談的借口。我們在風中，在警覺的微暗的燈光裡緩緩穿過城市。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博爾赫斯對街上每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對他憑著失明的雙眼不知如何看到的建築，對稀稀落落的行人，似乎越來越敏感。忽然一輛公共汽車駛來，瑪麗亞跳上車去，我們這才回過頭來朝博爾赫斯的寓所走去。
現在瑪麗亞已經安全地坐上了回家的車，至少我們希望如此。博爾赫斯便放慢了腳步。起初我以為他大概是忘了歸路，因為他在談到某個重要問題時，走幾步便停一停，並且左顧右盼，就彷彿我們迷了路。然而不是，他想談談他的妹妹諾拉以及他們的童年時代，談談四十多年前他在巴西、烏拉圭邊境上所看到的那個挨了槍子兒的黑人，談談他那些在十九世紀的內戰中扛槍打仗的先輩們。他的手杖常常敲打在破敗的人行道的坑坑窪窪上，每一件小事都會讓他停下來，像演員一樣伸出手杖，舒展一下四肢。我一直覺得，博爾赫斯的性格與他私下的談吐至少同他的作品一樣既意味深長又富於機智，而至少對我來講，正因為有了這種契合，才確定了他的寫作本身。黎明時分我們回到他那幢樓房。又一次長夜漫談結束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一起去了聖詹姆斯咖啡館。整整三個小時我們只談論但丁和彌爾頓。天黑下來的時候我開始莫名其妙地傷感起來。在我們就要離開他的住處去馬克辛餐館吃晚飯時，我對他說：「博爾赫斯，我總是不能一清二楚地記住你說過的話，我能記住一切，但就是你的話記不住。」博爾赫斯挽住我的胳膊，以一種典型的似非而是的口吻安慰我道：「記住斯威登堡說過的話，上帝賦予我們大腦以便讓我們具備遺忘的能力。」
要我一一記住我們在飛機上、汽車裡、街道上、飯館裡、起居室裡的那些長時間的談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至少以這種稍微正式的方式為大家錄下了他那驚人的坦率、困惑和睿智。以我的經驗，還沒有什麼人曾這樣像蘇格拉底一樣與別人交談過。他的談話中充滿了深刻的、動人的沉思與反駁。我們多麼幸運，錄下了他的思想，錄下了他幾小時的談話，他曾以令人異常敬佩的友情同別人交談了一生。
1976年，博爾赫斯花了三天時間在印第安納大學參加了一系列有關他的生平與創作的對話活動。1980年春天，在威廉·T. 帕登基金會、印第安納大學西班牙葡萄牙語系、比較文學系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主持下，他作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納大學，度過了一個月的時間。
在博爾赫斯1980年的那次美國之行中，他還訪問了芝加哥、紐約和波士頓，一路上邊走邊談。在芝加哥大學，他參加了一次大型的對話活動。在紐約筆會俱樂部，他回答了阿拉斯泰爾·裡德和約翰·科爾曼的提問。他還曾在迪克·卡維特主持的電視節目中露面。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布特勒圖書館，眾多活躍的人們聆聽了他的談話。在那裡他說：「人群是一個幻覺。它並不存在。我是在與你們個別交談。」離開紐約後博爾赫斯到麻省理工學院參加了一個由該學院與波士頓大學、哈佛大學共同舉辦的討論會。這是博爾赫斯自1967年在哈佛大學任諾頓詩歌教授以來第一次重返坎布裡奇。
威利斯·巴恩斯通
[1]伊曼紐·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學家、哲學家、神學家、神秘主義者，最著名的作品是討論來世的《天堂和地獄》（1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