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之前，我們通信最密，一個星期總有一兩封家書。老人家有個好習慣——見字即覆。我亦學習。
另外是好友曾希邦，也不斷書信來往。尤其是我拜馮康侯先生為師時，每上一課必將心得以毛筆記錄。一面練字，一面討論書法和篆刻。希邦兄天生急性子，等不及郵差送信。近年來已改為傳真對談。
下來便是為我作插圖的蘇美璐了。自從她和愛爾蘭籍的先生搬回英國去住，我們的溝通也全靠傳真。大部分時間，我的稿交得慢。週刊排好了字再傳真過去，她已來不及作畫。後來她要求我每次寫完即刻傳真給她。我怕字跡潦草，她說不要緊，只好硬著頭皮照辦。她畫好速遞寄回。傳稿之餘，總另頁寫些近況。書信來往密度增加，亦是樂事。
我的英文姓氏，以新加坡的鄉下拼音寫成Chua。洋人念不慣。蘇美璐的先生乾脆把我叫為BoBo，取自《暴暴茶》。
蘇美璐在倫敦舉行的畫展中，我的新書封面繪畫佔了一角。作品畫總要個標題，她先生為我亂安了BoBo做這個、BoBo做那個的。來看畫的出版商問蘇美璐說：「這個BoBo是什麼怪物？」
她向出版商簡單地把我介紹，有些還說有可能以英文出書呢。但是這當然是八字還沒有一撇的事。
談到出書，日本版的翻譯倒是落實了，已經上市。我一直向日本人打笑說：「借用你們篡改教科書的老話，這是進出呀，進出呀！」
還有台灣的遠流出版社也將我的書重新編輯，一口氣出了十本。稱為某某人作品集，算是客氣。要是命名某某全集，那就是在咒我種蕃薯去也。
封面仍舊採用蘇美璐的畫。為了此事我到過台灣，與遠流出版社商討內容的選擇和發行的問題。飛回香港前在中正機場等候，見有數家書店，逛了一逛。
店舖不大，所有的書都像圖書館一樣直豎於架子上。想起台灣的其它書店，也很少有將書放於平台的習慣。
書背脊上寫著書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全部資料要擠進這條狹窄的空間。結果三者都看不清楚。
如果我的書要和它們排在一起，有誰知道？況且我在台灣還是新人一個。
「噹」的一聲，頭上閃亮了一盞燈。
什麼都玩了，為什麼不玩書脊？
既然有十本，怎能不在書背上下工夫？
書脊是整本書中最受忽略的地方，與它的重要性根本不成正比。目前外國的繪畫書和旅遊書在書脊上偶爾見到些圖片，那是因為書本身很厚，才有空間去玩。一般中文版小說或論著的書脊設計皆無創意，只要略有不同便能突出。
即刻傳真給蘇美璐，請她在書脊上作畫。要求每一幅看起來能夠獨立，但是集合在一塊兒又變成另一張橫畫的構圖。
蘇美璐馬上會意。完成的作品是在艷紅的夕陽之下，一隻隻的紅鶴。有些金雞獨立，有些展翼欲起。背景遠處更有無數往東飛翔的鶴群，形態安詳優美。深合我意，不禁大喜。出版之後，我的書擺進書架時一看便認得出。要是賣得好，陸續再出，數十本並在一起，將成為清明上河圖一般的畫意，伸展連綿。
近視眼的讀者，由老遠也看得清楚吧。
要在眾多的台灣作者之中爭它一席，唯有做此下策招來看官，也不怕給人笑話！說什麼都好，總之有得玩就是。書是自己的，可以胡作非為。一樂也。
玩過書脊，餘興未盡。再在商品上動腦筋，賺日本人的錢。
大阪將有一個食品博覽會，以香港館為主。已邀請鏞記、陳東記和糖朝參加，由我帶隊出發。大會供應了我一個攤位，屆時可以把香港的東西拿去賣，估計有三百萬人前來。產品太多，眼花繚亂，必須歸納於一系列。日本人極愛《生死戀》這部電影，他處譯為《愛情至上》，日本名為《慕情》。在戲院映了又映，電視上也播過無數次。
一提起《慕情》，日本人必與香港牽連在一起。記得在東京影展之中，凡是得獎的片子皆奏該國的國歌。一到港產片獲獎，日本樂隊不懂得奏《天祐女皇》，就彈起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hing來。
因涉及版權問題，不能用威廉·荷頓和珍妮花·鍾絲的海報或劇照，我請蘇美璐作畫。她寄過來的是一對男女擁抱著，在山頂遙望四十二年前的維多利亞海峽，充滿詩情畫意，如一股新鮮空氣。以此為商品設計，又出發去日本。
友人利雅博在倫敦購一新居，要求蘇美璐為他作畫掛於牆上。我把她的聯絡處給了他，他們兩人見面。返港後我問利雅博對蘇美璐本人的印象如何，利兄回答：「正如你形容，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