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源泉》純屬好奇。在作家圈子裡，要歷數左翼作家可以說信手拈來：格拉斯、馬爾克斯、拉辛、馮內古特……而要找到一個右翼小說家卻需絞盡腦汁。說到安·蘭德，美國頭號左翼知識分子喬姆斯基說：「她是20世紀最邪惡的人之一」，而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則稱蘭德曾是他的精神導師。能引起如此鮮明的愛憎，於是我拿起了《源泉》。
《源泉》是怎樣一本書呢？如果把尼采和米爾頓·弗裡德曼放到絞肉機裡攪拌攪拌，合成一個新人，讓他來寫小說，那將是《源泉》。就是說，這本書充滿了對「個人意志」的極端信念，其中，「意志」那個部分屬於尼采，而「個人」那個部分屬於弗裡德曼。
故事是這樣的：20年代的建築系大學生霍華德·羅阿克因為篤信現代建築、鄙夷傳統建築而被學校開除，他來到紐約自己開業。由於對自己的設計原則不做一絲一毫的妥協，其事務所生意寥寥，最後淪落到不得不去做採石場工人的地步。與此同時，他的大學同學彼得·基廷由於善於迎合而在建築業平步青雲。由於極少數幾個「另類客戶」的存在，霍華德得以重新開業，事業終於有了起步。但這時，一個建築業頭號評論家，卻開始實施摧毀霍華德的計劃：他先是慫恿一個富翁去找霍華德設計一座廟宇，然後在廟宇建成之後，又慫恿他去狀告霍華德，霍華德輸掉官司之後再次失業。一個媒體大亨韋恩德卻在這時慧眼識珠，找到霍華德去設計他的房子。由於建築評論家的操作，項目落入彼得的手中，彼得無力設計這樣的項目，於是和霍華德達成協議：霍華德幕後幫助他設計房子，但是彼得得到所有名分。房子設計出來之後，霍華德驚詫發現他的設計已經被改動——他可以容忍自己得不到名分，但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設計被改動，於是偷偷炸掉了該建築。又一場官司降臨到他頭上，韋恩德試圖用自己的報紙為他辯護，但是讀者們紛紛棄他而去，工人們也開始罷工抗議，迫於壓力韋恩德不得不妥協轉而譴責霍華德。霍華德在法庭上以一個精彩演講扭轉了陪審團意見，他被判無罪。韋恩德給了他一個摩天大樓的訂單，讓他建造一個「自我精神的紀念碑」。
蘭德後來承認，她是把霍華德作為一個「完美的人」來塑造的，他的完美不在於其外形品德——小說裡霍華德並不英俊、性情可以說冷若冰霜，他的完美在於：在每一次他必須在自己的原則和他人的意見之間作出選擇時，他都選擇了自己的原則。他本可以不被學校開除，如果他……；他本可以不去做採石場工人，如果他……；他本可以拿到巨額訂單，如果他……；他本可以不被起訴，如果他……；在校長、在同行、在客戶、在評論界、在資本家、在法庭面前，他選擇了自己。在蘭德的觀念裡，成功與功成名就沒有什麼關係，成功就是一個人捍衛自己的完整性。在闡述自己的哲學觀念時，蘭德說：道德只能建立在個體理性的基礎上，它的基礎不應該是任何宗教、情感、社會、國家、階級以及任何形式的集體。
這不是一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審美選擇，這甚至不僅僅是一個在勇氣和懦弱之間的人格考驗，這是在人的存在和虛無之間作出選擇。在蘭德看來，宗教、民主、福利國家、共產主義都是在試圖埋葬個人的自由意志，從而搗毀人之為人的本質。而資本主義精神之所以值得頌揚，歸根結底因為它就是人的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堅持。
霍華德讓我想起《立春》裡的王彩玲。這樣兩個貌似非常無關的人，其實似乎是精神上的表親。王彩玲，一個當代中國縣城裡的音樂老師，像霍華德篤信自己的建築才華那樣篤信自己的演唱才華。她本可以像其他縣城婦女那樣結婚生子過「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的，但是不，她每天坐在自己的小破屋子裡演唱意大利歌劇。王彩玲和霍華德的結局卻迥然不同：霍華德最後建成了摩天大樓，而王彩玲卻只能在那個小縣城裡無聲無息地老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王彩玲這個角色比霍華德更有意義：如果對個體意志的讚歎並不依賴於它是否引向「成功」，那麼蘭德分配給霍華德的最後成功命運就是個多餘的情節。不但多餘，甚至是誤導性的，它給人造成「功夫不負有心人」的錯覺：不，功夫常常是會負有心人的；功夫負不負有心人本該沒有那麼重要的；「有心」的價值是不能用「負與不負」來衡量的。
又或者，真是這樣嗎？
蘭德為自己小說人物性格過於鮮明這一點辯護時說：我的寫法是浪漫現實主義。世上真的有「浪漫現實主義」這種東西嗎？霍華德這個「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堅持自我是因為蘭德賦予了他兩個秉性：絕對的才華和對他人意見絕對的絕緣。而這兩個秉性幾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說二者的結合。如果說霍華德驚人的才華可以為其對自我意志辯護的話，那麼，一個不那麼有才華的人可不可以那麼「堅信自我」呢？如果那個「自我」並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條只是一種相對的、主觀的事物，那自我懷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為社會進步的力量呢？這大約也是為什麼蘭德堅持自己的哲學基石是「客觀主義」，因為如果現實不是「客觀」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絕對的。
更重要的是，一個對他人意見完全絕緣的人是可能的嗎？在蘭德筆下，霍華德無親無故，十歲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為建築師，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建築。一個人的意志可能這樣從天上掉下來嗎？難道一個人的自我不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形成的嗎？難道人作為群居動物，真的絲毫不需要來自於他人的溫暖嗎？難道人的社會性不正如個體性，是人的本質之維度嗎？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源泉》一書與薩特的《蒼蠅》同一年出版。這兩本貌似南轅北轍的書，在我看來，表達的東西驚人相似：都是在說不要讓某種集體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像的更自由。兩人的不同在於，薩特一生都在試圖糅合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果只是讓馬克思變得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而存在主義也不再是存在主義，而蘭德卻逆戰後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潮而動，直截了當地將她的文學和哲學觀念引向了對資本主義的歌頌。這從她後來出版的幾本書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資本主義：不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業的革命》。這大約也是為什麼蘭德在經濟學家當中比在文學界更有影響力——事實上大多文學評論家對蘭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長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讀者的「口碑」而已。經濟學家米塞斯卻曾在閱讀蘭德的作品後，熱情洋溢地給她寫信說：「你的小說不僅僅是小說……它是對『道德食人』的無情揭露」。左翼們對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馬克思說「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蘭德卻說，人是把「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給揉成一團，再扔到垃圾桶裡去的驕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