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政治學家的著作中，有一本可能最幸運，同時也最倒霉。其幸運之處在於它非常出名，被引用率很高，基本相當於流行歌曲中的「泰坦尼克號」，人人都會哼幾句。其倒霉之處則在於，它總是以靶子的形式被引用，誰提起它都「拳打腳踢」。這本書就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
《歷史的終結》出版於1992年，據說它體現了冷戰剛結束時蔓延全球的樂觀主義情緒：福山試圖論證自由民主制度體現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同時也是終結狀態，其他政治制度，就算一息尚存，也最終向這個方向演進。
當然後來歷史證明它不願就那麼隨隨便便被終結了。蘇東劇變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帶來繁榮富強，亞非拉很多國家的民主化徒有其表，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高漲顯示了文化相對主義的韌性，而當美國兵把熱氣騰騰的自由民主給伊拉克送上門去時，伊拉克人死活不肯收下，還堅決要回贈美軍自殺炸彈。福山因此也成了學術靶子：歷史遠沒有終結，它還在漩渦中心。
我倒覺得對福山，確切地說對歷史，我們需要保持更大的耐心。畢竟，歷史的走嚮往往需要一個較大的時間單位才會顯現，今天離《歷史的終結》一書出版才20年左右，很難說我們站在判斷其對錯的一個最佳位置上。
比如伊朗。如果我們站在1979年，看到伊朗人民在推翻巴列維政權之後，不但沒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當然沒有理由相信歷史正在終結。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當選總統，曾帶來短暫的「德黑蘭之春」，但改革很快被保守勢力吞噬；2005年，內賈德當選之後新聞、集會自由出現倒退。伊朗歷史豈止沒有終結，簡直可以說按福山預言的方向背道而馳。
但如果站在2009年6月15號的伊朗，我們看到的則截然不同：約一百萬人自發湧上街頭，抗議選舉的不公正、不透明。溫和的人高舉抗議牌：「我的選票上哪去了」？而憤怒的人則直接高喊：「專制者去死吧」！
不公正、不透明不但體現在總統候選人名單需要宗教機構「監護委員會」的批准，而且體現在「體制內」的競爭也疑雲重重。人們難以置信，幾百萬張手寫選票可以在投票之後幾乎立刻就被統計出來，而內賈德在所有省份都大獲全勝，這不但史無前例，而且與之前的地方選舉結果不相符，與後來大規模街頭抗議也形成鮮明對比。問題在於，由於沒有獨立的選舉委員會，也沒有中立的第三方觀察，選舉結果無從檢驗——即使內賈德真的得了63%的選票，由於缺乏透明性，這一結果也缺乏公信力。
百萬人湧現街頭，其實並不突然。追求更多自由、更真實民主的暗流一直在伊朗「螺旋形」前進。且不說體制內的改革派崛起，也不說伊朗社會勢不可擋的去原教旨化過程，保守派勢力本身也出現權力鬆動跡象：兩個月前被抓的美國女記者最後被減刑乃至釋放，就是這種鬆動的一個小小註釋。最令保守派擔心的恐怕是，青年是改革派的主要依靠，而伊朗60%人口30歲以下。「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讓這麼多伊朗人「回心轉意」的，顯然不是美國兵，而是伊朗的保守勢力本身——正是他們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經濟上的一團漿糊將很多伊朗人扭轉成「最後的人」。比如，1971-1979年伊朗只有100個政治犯，而伊斯蘭革命之後的1981-1985年，伊朗則逮捕了7900個政治犯，直接把巴列維專制比成了「小巫」。內賈德近年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收效不佳，伊朗通脹率和失業率雙高。說到底，「最後的人」其實也是「最初的人」，人們想住好房子開好車、手碰到鼠標就有點擊的衝動……只要俗人繼續俗下去，開放社會的萬有引力就不可克服。
伊戰之後，很多人痛罵福山「之流」，認為其盲目樂觀是美國「武力輸出民主自由」外交的思想基石。對此福山寫了一篇文章駁斥，大意是：我雖然認為自由民主是歷史的最終形態，但從不認為它可以被武力施加，我本質上是個「結構主義」者，相信制度只能從社會經濟結構中逐漸生長出來。看來，他的意思是，歷史雖然會終結，但終結的方式肯定不是「喀嚓」一聲。
不是「喀嚓」一聲，所以伊朗繞了一個30年的大彎。「我的選票上哪去了」和「專制者去死吧」這種口號終於大規模出現在伊朗，雖然貌似晚了30年。從這個意義上說，福山的預言也許不是說錯了，只是說早了而已。當然很有可能當下伊朗人的鬥爭只是曇花一現，明天保守派統治還會繼續——還會繼續，只是又薄了一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