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日本大選看上去像是對民主制度的反諷：無論誰當選，似乎都是「家族生意」：鳩山由紀夫是前首相鳩山一郎的孫子，而麻生則是前首相吉田茂的外孫。事實上，1994年之後的首相橋本、小淵、小泉、安倍、福田都是世襲出身——安倍晉三的外公、福田康夫的爸爸也都曾是首相。日本本屆議會則有38%的議員來自於政治世家。
這種現象自然令人想起兩千年前陳勝吳廣的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果民主是關於選拔優秀的政治家，那麼這種看上去像是「貴族世襲」的政治豈不是對它的嘲諷？2000年，時年26歲的留學生小淵優子被從英國召回，一個幾乎懵懂無知的小姑娘，憑什麼立刻就當選日本眾議員呢？就憑她爸爸是剛去世的首相小淵惠三？
確切地說，世襲政治這個詞用在日本身上並不確切——畢竟，這些太子黨是選民自己選上去的，不同於金正日這樣正宗的世襲者。你可以抱怨選民「素質不高」，卻不能說它違反了民意。但是，被選上台，並不意味著一定是公平上台。政治世家有選民基礎、人脈發達、政黨機器撐腰，籌款輕車熟路，都注定了這些太子黨在競選中不可能和普通候選人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選舉的核心價值無非是代表性、平等和優勝劣汰，但是38%的議員來自於名門望族，「贏在起跑線上」，日本是否還能充分體現民主的這些核心價值，就需要打上問號。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家族政治傳統在亞洲格外吃香。歐美雖然也有肯尼迪、丘吉爾等政治世家，但權力代代相傳顯然沒有亞洲「流行」：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布托的爸爸也曾是總理；印尼第一位女總統梅加瓦蒂是蘇加諾的女兒；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剛去世，其兒子就出來表示要競選總統；印度的甘地家庭更是一個政治王朝……這種亞洲現象很可能與亞洲的「家庭價值」傳統和專制傳統的結合有關，也跟這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相對年輕有關——公共領域不發達，政治理性程度低，對政治議題的討論不充分，於是一些諸如家庭背景、相貌風度等八卦信息喧賓奪主，成為選民投票的依據，選舉成了「追星」的一種形式。
但是，似乎也沒必要因為這種子承父業的現象而否定民主的真實性。子承父業並不是一個只在政治領域存在的現象，演員成龍的兒子還是演員，沃爾瑪是家族企業，阿里的女兒也曾進軍拳擊界……畢竟，一個家庭由於傳統形成一定的職業路徑依賴，使得子女在某個行業進入成本低。選擇一條已經鋪好的路去走，似乎無可厚非，法律也不可能明令禁止。另一方面，從選民的角度來說，一個家族姓氏就相當於一個「品牌」，而品牌本質上是信息濃縮的機制——與其在茫茫人海中搜索、瞭解那些陌生的候選人，不如根據品牌來節約信息過濾的成本。如果他爺爺、他爸爸幹得還不賴，那他也更值得信任一些？這和消費者愛買品牌產品有相似之處。況且在一個民主社會裡，爺爺、爸爸也許可以為你上台助一臂之力，卻不可能保你一路平安，安倍、福田、麻生的下場都說明了這一點。要是幹得不好，你爺爺就是玉皇大帝也無濟於事，這也是政治世家和真正的專制世襲的不同之處。
更重要的是，如果世家當道就一定會導致腐敗叢生、民不聊生的話，那就無法解釋日本在公共服務方面不菲的成績。拿公共醫療服務來說，日本的全民醫療體系舉世聞名——有個傳說，說是在日本買個香瓜可能要花40美元，但看一次牙醫卻只需要20美元。拿腐敗來說，雖然日本政壇正如任何民主國家，也時有腐敗醜聞出現，但它的腐敗程度，似乎也沒有因此家族政治傳統而格外突出：2008年世行統計日本人均GDP世界排名18，國際透明度統計的清廉指數日本也是排名18。又拿衡量貧富懸殊的基尼指數來說，日本長期穩定在0. 25左右，與以平等著稱的北歐國家大致相當，遠低於很多周邊國家。38%的議員是太子黨，卻並沒有導致日本成為一個貧富高度懸殊的國家。相比之下，拉美國家有很多「苦孩子」出身的平民總統，卻成為世界上貧富懸殊最突出的地區。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民主的真諦也許並不在於政治家的出身——一個出生於「貴族」的政治家也可以是偉大的政治家，比如小羅斯福，比如丘吉爾；一個出生於平民階層的政治家也可能貪污腐敗，成克傑、胡長清、劉志華，誰不是出身平民？能確保一個政治家為民服務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個具有法治、制衡和協商精神的制度。安倍不可能因為他外公是前首相而安然度過內閣成員醜聞，福田也不可能因為爸爸是前首相而逃脫振興經濟不力的指責，制度大於出身，這才是民主的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