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在街邊的水果攤買櫻桃、葡萄之類的水果時，總想挑出其中最新鮮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攤主的阻撓：「不許挑！不許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壞的他怎麼賣呢？其實豈止賣葡萄櫻桃，賣企業也是一樣：幾年前中國產權改革如日中天的時候，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業，據說一些地方政府採取的辦法是：哪個投資者要想買好資產，就得接受與之「搭售」的差資產。可見無論是賣葡萄還是賣企業，好壞搭配是推銷之道。
後來我慢慢意識到，很多集權政府的治國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說，很多集權政府的成功秘訣正在於此：為了推銷強權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專制也就打開了銷路。其實道理很簡單，要說服民眾放棄權利、財產、自由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讓民眾在打倒假醜惡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放棄其權利和自由，那麼民眾對集權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朱元璋，其治國之策可以說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熱的成功會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錦衣衛這種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裡甲制度也比任何時代更嚴密，志在把全民都變成秘密警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藍玉案等清洗成千上萬潛在的政治威脅，而且還用強制民眾遷徙的方式開發地廣人稀之地，用強制子承父業的方式干預民眾的從業自由。其暴虐到什麼程度呢？據說某個街頭老婦沒有尊稱其為皇上，而稱之「老頭」，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殺掉老婦，而且順便幹掉了老婦所在街區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這位「老頭」又對道德純潔性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無度，別的皇帝用金製物品，他要求以黃銅代之，「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對貪官他疾惡如仇，「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貪污六十兩銀子，就剝皮實草。他對地方官員的「截訪」行為也深惡痛絕，認為應當給民眾伸冤開絕對的綠燈，有個地方官員試圖截訪，被他發現後，閹之為奴。他還要求各鄉各裡建申明亭作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傳站，提醒人們尊老愛幼長幼有序。
如果他是純粹的暴君，民間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時又是這樣一個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著咖啡加糖就給喝暈了：「殺貪官？好！」於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馬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也迎接了「木馬」腹中的極權統治。
在極「左」年代，如何動員億萬群眾加入殘酷的政治鬥爭？很大程度上還是要靠權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讓民眾接受「錯抄一句語錄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聽外國廣播就要挨批鬥」的制度安排，當然很難，但是假如接受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鬥那些以前頤指氣使的、享受特權的「土豪劣紳」或者「修正主義走資派」，「出一口惡氣」，也許這個交易還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間每次政治清洗運動，往往都伴隨著黨內整風運動，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壞右」，而後者則是「讓黨員幹部在群眾批鬥中過關」。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眾在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張子善劉青山、打倒官僚主義的道德歡呼聲中逐漸拱手交出自由和權利。
權力和道德捆綁也不是中國的特產。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國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傷風化，同性戀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絞死，好萊塢電影一概取締——誰讓它充滿了色情和暴力？這種對道德純潔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進主義者中深得人心，而這些激進主義者剛好構成政教合一政權的統治基礎。
早在中世紀，馬基雅維利就在《君主論》中指出，一個成功的統治者要同時具有獅子的兇猛和狐狸的狡詐，要在被懼怕的同時被愛戴。當然，道德和權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統治策略：一些專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純潔性，而這種追求恰恰與人類對純潔性的迷戀契合。純潔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對世界豐富性和複雜性的敵視，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觀，本身就為專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為深知道德說辭如何在歷史上給權力如虎添翼，所以我雖然敬重一切潔身自好的個體，但是對一切來自當權者的整風、反低俗文化、打黑運動都心存疑慮，此類口號一出，總想要打開特洛伊木馬的肚子，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什麼貓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