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但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這話經不起仔細推敲，但有其有趣之處，套用到政體上效果類似：自由制度都是類似的，但是威權制度卻各有各的威權形式。
威權與威權千差萬別似乎不難理解，希特勒那種種族滅絕者叫專制者，李光耀這種開明治國者也被很多人視為專制者。要給威權體制分類，按照當政者的角色來分，有傳統的君主制、軍人當政、一黨專政；按威權的性質來分，有所謂「暴政」和「開明專制」之分；不過我想，也許還可以根據威權體制的精密程度，將威權體制區分為「精緻的威權主義」和「粗糙的威權主義」。具體這條線應該怎麼劃，當然非一篇小專欄所能處理，但是顯然，像老電影中那樣，國民黨士兵歪戴著帽子，用槍比劃著倒地的農民大喝：「你！交出你家老母雞來！」這肯定不是精緻的威權主義，而和風細雨地趴在你耳邊說「掙錢吧，掙錢吧」，掙了很多錢之後讓你當這委員那委員，那豈止精緻，簡直是行雲流水了。
為描述這種精緻的制度，有西方學者發明過「威權式彈性」這個詞，甚至用它來解釋中國政治體制的生命力。大意是，中國今天的體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敏捷靈活。它在四個方面區別於傳統的威權體制：有相對規範的權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質而不是派系為基礎的人才吸納機制；有組織上的專業化和層級化；能組織一定的精英甚至公眾政治參與。總之，它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體制，一個人霸佔一個位置幾十年不下台，撈錢的不是你大舅子就是你小外甥——彈性的威權主義下，一個人在位N年也得下台，別人的大舅子和別人的小外甥也可以掙錢。
其實「威權式彈性」這個說法，是近年比較典型觀念的一個總結。類似的說法包括「非自由的適應性」、「政黨的糾錯機制」、「學習型政黨」、「協商式威權」……云云，核心觀點就是，別看沒有西式選舉，但是如果一個執政黨懂得「知錯就改」，不斷「與時俱進」調整自己的政策，那它就有了生命力。你以為這坨面只能擀麵條，結果民眾愛吃餃子的它也能包餃子，愛吃包子的時候它也能包包子。別的國家需要通過吵吵鬧鬧的選舉才能獲得的問責和信息機制，威權式彈性體制下通過領導的明眸善睞就可以解決——還節省了那麼多街頭政治、議會吵架的時間精力，堪稱一種「經濟環保型」體制。
威權式彈性的說法當然不無道理。雖是同一個大的政治框架，卻可以從「斗私批修一閃念」跨到「發展是硬道理」，從「領導幹部終身制」跨到「到年齡就退」，從穿喇叭褲都被視為精神污染到現在有人街頭裸奔卻有可能被稱為行為藝術，其「彈性」不可謂不大。可以說中國的改革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不斷政策創新的歷史。
但是，能無限寄望於這種「威權式彈性」來推動深入的改革和發展嗎？這一點令人生疑。問題在於，有些政策領域似乎始終是「學習能力」的瓶頸，比如龐大的「三公消費」，比如屢禁不絕的腐敗，又比如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醫療資源的城鄉和官民倒掛問題，再比如高考招生標準區域歧視問題等等。二三十年來這些方面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但卻始終難以走出困境。所以仔細觀察，威權式彈性體制中的學習能力似乎有選擇性的：導致帕累托改進的領域自然政策彈性很大——比如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和貿易開放，中下階層付出改革成本的領域政策彈性也不小——比如國企改革和戶籍改革，甚至打掉部門利益的領域也有一定政策彈性——比如工業向環保部門的一定妥協，但是，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團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時，「彈性」似乎就失靈了——皮筋變成鋼筋，怎麼拽也拽不動了。
不但學習和糾錯能力在政策領域方面呈現出選擇性，它甚至可能也是邊際遞減的。隨著改革和發展的深入，帕累托式改進的空間越來越少，中下層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卻越來越大和固化，政策彈性離利益壁壘就越來越近了。一米長的皮筋撐到五米也許沒那麼難，但是從五米再撐到十米就開始費勁了。
其實威權式彈性也並非什麼新鮮事物，歷史上屢見不鮮，只是彈性有大有小而已。漢武帝發「罪己詔」，是「威權式彈性」，乾隆帝熱衷於救災濟民，是「威權式彈性」，慈禧當政時的洋務運動，又何嘗不是「威權式彈性」？甚至連「大躍進」之後1962年的「鞏固、調整、充實、提高」，也是「威權式彈性」。問題是政策的彈性似乎也沒能阻擋後面各種政治悲劇的發生，該爆發的還是爆發，該動盪的還是動盪，這大約是因為「威權式彈性」總是局限於政策的創新，但悲劇的根源卻是在權力的結構。寄望於持續的政策創新來替代權力結構的改革，也許能走到莫斯科，卻很難抵達羅馬。一個人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一個國家或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