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起步
我初學寫作時,在農家小院。耳旁是母親的紡車聲和妻子的機杼聲，是在一種自食其力的勞動節奏中寫作的。在這種環境裡寫作，當然我就想到了衣食，想到了人生。想到了求生不易，想到了養家餬口。所以，我的文學的開始，是為人生的，也是為生活的。想有一技之長，幫助家用。並不像現代人，把創作看得那麼神聖，那麼清高。因此，也寫不出出塵超凡，無人間煙火氣味的文字。大的環境是：帝國主義侵略，國家危亡，政府腐敗，生民疾苦。所以，我的創作生活一開始，就帶濃重的苦悶情緒和憂患意識，以及強烈的革命渴望和新生追求。
我的戒條
寫小說，不能不運用現實材料。為了真實，又多運用親眼所見的材料。不可避免，就常常涉及熟人或是朋友。需要特別注意。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問題，或犯忌諱的事。此等事，耳聞固不可寫，即親見亦不可寫。不寫偉人。偉人近於神，聖人不語。不寫小人。小人心態，聖人已盡言之。如舞台小丑，演來演去，無非是那個樣兒。且文章為賞心悅目之事，盡寫惡人，於作者，是污筆墨；於讀者，是添堵心。寫小人，如寫得過於真實，尤易結怨。「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在生活中，對待小人的最好辦法，是不與計較，而遠避之。寫文章，亦應如此。
我的自我宣傳
按道理說，什麼事，都應該雪中送炭，不應該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鮮為人知，是寂寞事。而錦上添花，則是熱鬧場中事，易為人知，便於宣傳。我是小學教師出身，一切事情，欲從根底培養。後從事文藝工作，此心一直未斷，寫了不少輔導、入門一類的文字。當時初建根據地，一切人才，皆需開發，文藝亦在初創之列。我做的這方面的工作，鮮為文藝界所知。一位領導同志，直到有人送了他一部我的文集，才對我說：「你過去寫了那麼多輔導文章，我不知道。」我在延安時，只發表小說，領導同志就以為我只會寫點小說。「文化大革命」以後，他來我家，問我在寫什麼，我說在寫「理論」文章，他聽了，表情頗為驚異。還有些不以為然的樣子，大概是認為我不務正業吧。到了晚年，遇有機會，我就自我宣傳一下，我在這方面，曾經做過的工作。理論文章的字數，實際上，和我創作的字數差不了多少。「西安事變」時，我有一位朋友，寫了一個劇本，演出以後，自己又用化名寫了長篇通訊，在上海刊物上發表，對劇本和演出大加吹捧。抗戰時，我們閒談，有人問他：你怎麼自吹自擂呢？他很自然地回答：因為沒有別人給宣傳！
我最佩服的人
要問我現在最佩服哪一個，我最佩服的是一位老作家。此公為人老實，文章平易，從不得罪人。記憶又好，能背寫《金瓶梅補遺》。一生平平安安，老來有些名望，住在高層，兒孫滿堂，同老伴享受清福。還不斷寫些歌頌城市建設的散文。環顧文壇，回首往事，能弄成像他這樣光景的，能有幾人？聽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時，給機關的兩個造反派賣小報。左右手分拿，一家十份，不偏不倚。後來，他又把自己默寫的「補遺」，分送給「核心」成員。這些成員，如獲至寶，晝夜諷誦，竟忘記了「紅寶書」。這一舉，可謂大膽。如果當時有人揭發，他的罪名豈止「瓦解鬥志，破壞革命」？這樣的老實人，敢這樣做，是他心裡有數。他看準這些「核心」，都是外強中乾、表裡不一的卑瑣之徒，是不堪糖衣炮彈一擊的。從這裡也看出，此公外表憨厚，內心是極度聰明的。（一九九二年一月七日）
我與官場
我自幼靦腆，怕見官長。參加革命工作後，見了官長，總是躲著。如果是在會場裡，就離得遠些，散會就趕緊走開。一次，在冀中區黨委開會，宣傳部長主持。他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又是抗戰學院的同事。他一說散會，我就往外走。他忽然大聲叫我，我只好遵命站住。因為很少見到別的官，所以見宣傳部的官，就成了我的苦差事。很長時間，人們傳說我最怕宣傳部。有一次朋友給我打電話，怕我不接，就冒充宣傳部。結果我真的去接了，他一笑。我惱羞成怒，他說是請我去陪客吃飯，我也沒去。我也不願見名人。凡首長請文藝界名人吃飯，叫我去，我都不去。後來也就沒人再叫我了，因此也沒有吃好東西的機會。有一次，什麼市的作協來了一個副主席。本市作協的秘書長來請我去陪客。因為和那個副主席熟識，我就去了。後來，秘書長告訴我：叫我去，是對口，因為我是本市作協的副主席。我一想，這太無聊了，從此就再也不去「對口」。文藝界變為官場，實在是一大悲劇。我雖官運不佳，也掛過幾次職。比如一家文藝刊物的編委。今天是一批，明天又換一批，使人莫名其妙。編委成了「五日京兆」，不由自主地浮沉著。我是在和什麼人，爭這個編委嗎？仔細一想，真有點兒受到侮辱的感覺。以後，再有人約我，說什麼也不幹了。當然，也不會再有這種運氣。文藝受政治牽連，已經是個規律。進城後，我在一家報社工作。社長後來當了市委書記，科長當了宣傳部長。我依然如故，什麼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卻成了他們的「死黨」。這顯然是被熟人朋友出賣了（被出賣這一感覺，近年才有）。要說「死黨」，這些出賣人的，才貨真價實。後來，為書記平反，祭墓，一些熟人朋友，爭先恐後地去了。我沒有去。他生前，我也沒有給他貼過一張大字報。文人與官員交好，有利有弊。交往之機，多在文人稍有名氣之時。文人能力差，生活清苦，結交一位官員，可得到一些照顧。且官員也多是文人的領導，工作上也方便一些。這是文人一方的想法。至於官員一方，有的只是慕名，附會風雅，願意交個文化界的朋友；有的則可得到重視知識分子的美名。在平常日子裡，也確能給予文人一些照顧，文人有些小的毛病，經官員一說話，別人對他的誤會，也可隨之打消。但遇到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則對兩方都沒有好處。官員倒霉，則文人倒霉更大。文人受批，又常常殃及與他「過從甚密」的官員。結果一齊落水，誰也顧不了誰。然在政治風浪中，官員較善游，終於能活，而文人則多溺死了。至於所交官員，為「風派」人物，遇有風吹草動，便迫不及待地把「文友」拋出去，這只能說是不夠朋友了。總之，文人與官員交，凶多吉少，已為歷史所證明。至於下流文人，巴結權要，以求顯達，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
我的仗義
三年前，搬到新居，住在三層。每逢有掛號信件到來，投遞員在樓下高聲呼叫，我就心驚肉跳，腿也不好用，下樓十分艱難。投遞員見我這樣，有時就把信給我送上來，我當然表示感謝，說幾句客氣話。過了一些時候，投遞員對鄰居抱怨說：「這位大爺，太不仗義了。」鄰居轉告我，我一時明白不過來。鄰居說：「送他點東西吧，上樓送信，是分外勞動。」過年時，我就送了他一份年歷，小伙子高興了，我也仗義了。其實，我青年時很熱情，對朋友也是一片赤誠，是後來逐漸消磨，才變成現在這樣不「仗義」。我曾兩次為朋友仗義執言。一次是「胡風事件」時，為詩人魯君，好像已經談過，不再詳記。另一次是為作家秦君，當時他不在場，事後我也沒有和他談過。一九四六年，我回到我的家鄉工作。有一次區黨委召集會議，很是隆重，軍區司令員、區黨委組織部長，都參加了。在會上，一個管戲劇的小頭頭，忘記了他姓什麼，只記得臉上有些麻子，忽然提出：「秦某反對演京劇，和王實味一樣！」我剛從延安來，王實味是什麼「問題」，心裡還有餘悸。一聽這話，馬上激動起來，往前走了兩步，扶著司令員的椅背，大聲說：「怎麼能說反對唱京戲，就是王實味呢，能這樣聯繫嗎?」我的出人意料的舉動，激昂的語氣，使得司令員回頭望了望，他並不認識我。組織部長和我有一面之交，替我圓了圓場，沒有當場出事，但後來在土地會議時，還是發生了。仗義，仗義，有仗才有義。如果說第一次仗義，是因為我自覺與胡風素不相識，毫無往來，這第二次，則自覺是本地人，不會被見外。現在，我可以說，當時有些本地人是排外的。秦是外來人。他到冀中，我那時住在報社，也算客人。秦來了，要吃要住，找到我，我去找報社領導，結果碰了釘子。在秦以前，戲劇家崔君，派來當劇團團長，和本地人處得不好。結果，在一次夜間演出時，被一群化了裝的警衛人員，哄打一頓，又回了原單位。文藝界，也有山頭，也怕別人搶他的官座。這是我後來慢慢悟出的道理。秦後來幫我編《平原雜誌》，他也會畫。有一期封面，他畫的是一個扎白頭巾的農民，在田間地頭，用鐵鏟戳住一條蛇。當時，我並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寓意。很多年以後，我才悟出，這是他對地頭蛇的痛恨。好在當時地方上，也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不然，那還了得。自秦以後，我處境越來越不好，也就再也不能仗義了。（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排外的又一例是：寫小說的孔君，夫妻倆來這裡下鄉、寫作。土地會議時，三言兩語，還沒說清楚罪名，組長就宣佈：開除孔的黨籍。我坐在同一條炕上，沒有說一句話。前幾天，我已經被「搬了石頭」。其實，外地人到這裡來，如果能和這裡的同行，特別是宣傳幹部，處得好，說得來，就不會出這種事。無奈這些文藝工作者，都不善於交際，便被說成自高自大。隨後又散佈流言，傳給領導。遇到時機，就逃不脫。因為領導對這些外來者，並不瞭解，只聽當地人匯報。（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晨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