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是很愛照相的。中學讀書時，同學同鄉，每年送往迎來，總是要攝影留念。都是到照相館去照，鄭重其事，題字保存。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一到村莊，對於學生，特別注意。凡是留有學生頭、穿西式褲的人，見到就殺。於是保留了學生形象的相片，也就成了危險品。我參加了抗日，保存在家裡的照片，我的妻，就都放進灶火膛裡把它燒了。我岳父家有一張我的照片，因為岳父去世，家裡都是婦孺，沒人知道外面的事，沒有從牆上摘下來。叫日本鬼子看到，非要找相片上的人不可；家裡找不到，在街上遇到一個和我容貌相仿的青年，不問青紅皂白，打了個半死，經村裡人左說右說，才算保住了一條性命。這是抗戰勝利以後，我剛剛到家，妻對我講的一段使人驚心動魄的故事。她說：「你在外頭，我們想你。自從出了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裡不能待，不管到哪裡去飛吧！」1981年編輯文集，苦於沒有早期的照片，李湘洲同志提供了他在1946年給我照的一張。
當時，我從延安回到冀中，在蠡縣下鄉體驗生活，是在蠡縣縣委機關院裡照的。我戴的氈帽系延安發給。棉襖則是到家以後，妻為我趕製的。當時經過八年戰爭，家中又無勞力，家用已經很是匱乏，這件棉襖，是她用我當小學教員時所穿的一件大裌襖改制而成。裡面的襯衣，則是我路過張家口時，鄧康同志從小市上給我買的。時值嚴冬，我穿上這件新做的棉衣，覺得很暖和，和家人也算是團聚一起了。晚年見此照片，心裡有很多感觸，就像在冬季見到了春草春花一樣。這並非草木可貴，而是時不再來。妻亡故已有十年，今觀此照，還隱約可以看見她的針線，她在深夜小油燈下，為我縫製冬裝的辛勞情景。這不能不使我回憶起入侵敵寇的殘暴，以及我們這一代人所度過的艱難歲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