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妒

「文人相輕」，是曹丕說的話。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藝評論家，又是當時文壇的實際領導人，他的話自然是有很大的權威性。他並且說，這種現象是「自古而然」，可見文人之間的相輕，幾乎是一種不可動搖的規律了。但是，雖然他有這麼一說，在他以前以後，還是出了那麼多偉大的作家和作品，終於使我國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滿目的文學史。就在他的當時，建安文學也已經巍然形成了一座藝術的高峰。這說明什麼呢？只能說明文人之相輕，只是相輕而已，並不妨礙更不能消滅文學的發展。文人和文章，總是不免有可輕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難說就是嫉妒。記得一位大作家，在回憶錄中，記述了托爾斯泰對青年作家的所謂妒，並不當做惡德，而是作為美談和逸事來記述的。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聖人看來，在女性身上，這種性質，是於茲為烈了。中國小說，寫閨閣的妒忌的很不少，《金瓶梅》寫得最淋漓盡致，可以說是生命攸關、你死我活。其實這只能表示當時婦女生存之難，並非只有女人才是這樣。據弗洛伊德學派分析，嫉妒是一種心理狀態，是人人都具有的，從兒童那裡也可以看到的。這當然是一種缺陷心理，是由於羨慕一種較高的生活，想獲得一種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種較貴重的東西產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補償，發現身邊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會產生嫉妒。按照達爾文的生物學說以及遺傳學說，這種心理，本來是不足奇怪，也無可厚非的。這是生物界長期在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這一規律下生存演變，自然形成的，不分聖賢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種本能。它並不像有些理學家所說的，只有別人才會有，他那裡沒有。試想：性的嫉妒，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妒」，如果這種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做了失敗者，他會沒有一點妒心，無動於衷嗎？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有的理論家把嫉妒歸咎於「小農經濟」，把意識形態甚至心理現象簡單地和物質基礎聯繫起來，好像很科學。其實，「大農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也沒有把這種心理消滅。

蒲松齡是偉大的。他在一篇小說裡，借一個非常可愛的少女的口說：「幸災樂禍，人之常情，可以原諒。」幸災樂禍也是一種嫉妒。當然，這並不是一種可貴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類社會的教育設施、道德準則，都是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來並逐漸完善的。嫉妒心理的一個特徵是：它的強弱與引之發生的物象的距離成為正比。就是說，一個人發生妒心，常常是由於只看到了近處，比如家庭之間、閨閣之間、鄰居朋友之間，地位相同，或是處境相同，一旦別人較之上升，他就發生了嫉妒。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識，把眼界放開了，或是他經歷了更多的社會磨煉，他的妒心，就會得到相應的減少與克服。人類社會的道德準則，對這種心理，是排斥的，是認為不光彩的。這樣有時也會使這種心理，變得更陰暗，發展為陰狠毒辣，驅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當事人的地位高，把這種心理加上偽裝，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會更大，影響的人，也就會更多。由嫉妒造成的大變亂，在中國歷史上，是不乏例證的。遠的不說，即如「文化大革命」，「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們把這種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偽裝，稱之為「革命」，並且用一切辦法，把社會分成無數的等級、差別，結果造成社會的大動亂。革命的動力，是經濟和政治主導的、要求的，並非僅憑嫉妒心理，洩一時之憤，可以完成的。以這種缺陷心理為主導，為動力，是不能支持長久的，一定要失敗的。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數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兒的趁火打劫，和廣大群眾受壓迫所表現的不平和反抗。項羽看見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聽，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個人的憤憤不平，其實他們的聲音是和時代，和那一時代的廣大群眾的心相連的，所以他們能取得一時的成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談才

六十年代之末，「天才」二字，絕跡於報章。那是因為從政治上考慮，自然與文學藝術無關。近年來，這兩個字提到的就多了，什麼事一多起來，也就有許多地方不大可信，也就與文學藝術關係不大了。例如神童之說，特異功能之說等等，有的是把科學趕到迷信的領地裡去，有的卻是把迷信硬拉進科學的家裡來。我在年幼時，對天才也是很羨慕的。天才是一朵花，是一種果實，一旦成熟，是很吸引人的注意的。及至老年，我的態度就有了些變化。我開始明白：無論是花朵或果實，它總是要有根的，根下總要有土壤的。沒有根和土壤的花和果，總是靠不住的吧。因此我在讀作家藝術家的傳記時，總是特別留心他們還沒有成為天才之前的那一個階段，就是他們奮發用功的階段，懸樑刺股的階段；他們追求探索，

四顧茫然的階段；然後才是他們坦途行進，收穫日豐的所謂天才階段。現在已經沒有人空談曹雪芹的天才了，因為歷史告訴人們，曹除去經歷了一劫人生，還在黃葉山村，對文稿批閱了十載，刪改了五次。也沒有人空談《水滸傳》作者的天才了，因為歷史也告訴人們，這一作者除去其他方面的修養準備，還曾經把一百零八名人物繪成圖樣，張之四壁，終日觀摩思考，才得寫出了不同性格的英雄。也沒有人空談王國維的天才了，因為他那種孜孜以求、有根有據、博大精深的治學方法，也為人所熟知了。海明威負過那麼多次致命的傷，中了那麼多的彈片，他才寫得出他那種有關生死的小說。所以我主張，在讀天才的作品之前，最好先讀讀他們的可靠的傳記。說可靠的傳記，就是真實的傳記，並非一味鼓吹天才的那種所謂傳記。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對文學藝術來說，這種土壤，就是生活，與人民有關的，與國家民族有關的生活。從這裡生長起來，可能成為天才，也可能成不了天才，但終會成為有用之材。如果沒有這個根底，只是從前人或國外的文字成品上，模仿一些，改裝一些，其中雖也不乏一些技巧，但終不能成為天才的。

談名

名之為害，我國古人已經談得很多，有的竟說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見是很可怕的了。但是，遠名之士少，近名之士還是多。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名和利又常常聯繫在一起，與生活或者說是生計有關，這也就很難說了。習慣上，文藝工作中的名利問題，好像就更突出。餘生也晚，舊社會上海灘上文壇的事情，知道得少。我發表東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這兩個時期，在敵後根據地，的的確確沒有稿費一說。戰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錢油三錢鹽，文人拿筆寫點稿子，哪裡還能給你什麼稿費？雖然沒有利，但不能說沒有名，東西發表了，總是會帶來一點好處的。不過，冷靜地回憶起來，所謂「爭名奪利」中的兩個動詞，在那個時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進城以後，不分賢與不肖，就都有了這個問題，或多或少。每個人也都有不少經驗教訓，事情昭然，這裡也就不詳談了。文人好名，這是個普遍現象，我也不例外，曾屢次聲明過。有一點點虛名，受過不少實害，也曾為之發過不少牢騷。對文與名的關係，或者名與利的關係，究竟就知道得那麼詳細？體會得那麼透徹嗎？也不盡然。就感覺所得，有的人是急於求名，想在文學事業上求得發展。大多數是青年，他們有的在待業，有的雖有職業，而不甘於平凡工作的勞苦，有的考大學未被錄取，有的是殘廢。

他們把文學事業想得很簡單，以為請一個名師，讀幾本小說，訂一份雜誌，就可以了。我有時也接到這些青年人的來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樸實誠篤的人，他們確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種生活理想，一種擺脫困難處境的出路。我讀了他們的信，常常感到心裡很沉重，甚至很難過。但如果我直言不諱，說這種想法太天真，太簡單，又恐怕掃他們的興，增加他們的痛苦。也有一種幸運兒，可以稱之為「浪得名」的人。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幾十年間，是常見的，是接二連三出現的。或以虛報產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謠言，或交白卷，或寫改頭換面的文章，一夜之間，就可以登名報紙，揚名宇內。自然，這種浪來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記憶猶新，也就不再多說了。還有一種，就是韓愈說的「動輒得咎，名亦隨之」的名。在韓愈，他是總結經驗，並非有意投機求名。後來之士，卻以為這也是得名的一個好辦法。事先揣摩意旨，觀察氣候，寫一篇小說或報告，發人所不敢言者。其實他這樣做，也是先看準現在是政治清明，講究民主，風險不大之時。如果在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的年代，弄不好，會戴帽充軍，他也就不一定有這般勇氣了。總之，文人之好名——其實也不只文人，是很難說也難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來就好了。江青不許人談名利，不過是企圖把天下的名利集結在她一人的身上。文優而仕，在我們國家，是個傳統，也算是仕途正路。雖然如什麼文聯、協會之類的官，古代並沒有，今天來說，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麼官，但在人們眼裡，還是和名有些關聯，和生活有些關聯。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顯，然後轉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戴東原曰：僕數十年來……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他的話，未免有點高談闊論吧！但道理還是有的。（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晨）

談諛

字典：逢迎之言曰諛，謂言人之善不實也。諛，是一向當做不好的表現的。其實，在生活之中，是很難免的。我不知道，有沒有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諛過人的人。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是有過的。主要是對小孩、病人、老年人。關於諛小孩，還有個過程。我們鄉下，有個古俗，孩子缺的人家，生下女孩，常起名「丑」。孩子長大了，常常是很漂亮的。人們在逗弄這個小孩時，也常常叫「丑閨女，丑閨女」，她的父母，並不以為怪。進入城市以後，長年居住在大雜院之中，鄰居生了一個女孩，抱了出來叫我看。我仍然按照鄉下的習慣，摸著小孩的臉蛋說：「丑閨女，丑閨女。」孩子的母親非常不高興，臉色難看極了，引起我的警惕。後來見到同院的人，抱出小孩來，我就總是說：「漂亮，這孩子真漂亮！」漂亮不漂亮，是美學問題，含義高深，因人而異，說對說錯，向來是沒有定論的。但如果涉及胖瘦問題，即近於物質基礎的問題，就要實事求是一些，不能過諛了。

有一次，有一位媽媽抱一個孩子叫我看，我當時心思沒在那上面，就隨口說：「這孩子多胖，多好玩！」孩子媽媽又不高興了，抱著孩子扭身走去。我留神一看，才發現孩子瘦成了一把骨。又是一次經驗教訓。對於病人，我見了總好說：「好多了，臉色不錯。」有的病人聽了，也不一定高興，當然也不好表示不高興，因為我並無惡意。對老年人，常常是對那些好寫詩的老年人，我總說他的詩寫得好，至於為了什麼，我在這裡就不詳細交代了。但我自信，對青年人，我很少諛。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既非諛，就是直言（其實也常常拐彎抹角，吞吞吐吐）。因此，就有人說我是好「教訓」人。當今之世，吹捧為上，「教訓」二字，可是要常常得罪人，並有時要招來禍害的。不過，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並不大願意聽別人對我的諛，尤其是青年人對我的諛。聽到這些，我常常感到慚愧不安，並深深為說這種話的人惋惜。至於極個別的，諛他人（多是老一輩）的用心，是為了叫他人投桃報李，也回敬自己一個諛，而當別人還沒有來得及這樣去做，就急急轉過身去，不高興，口出不遜，以表示自己敢於革命，想從另一途徑求得名聲的青年，我對他，就不只是惋惜了。附記：我平日寫文章，只能作一題。聽說別人能同時進行幾種創作，頗以為奇。今晨於寫作「談名」之時，居然與此篇交叉並進，系空前之舉。蓋此二題，有相通之處，本可合成一篇之故也。（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談諒

古代哲人、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人交友時特別強調一個「諒」字。孔子的教學法，很少照本宣科，他總是把他的人生經驗作為活的教材，去告訴他的弟子們，交友之道，就是其一。是否可以這樣說呢，人類社會之所以能維持下來，不斷進步，除去革命鬥爭之外，有時也是互相諒解的結果。諒，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失誤時，能聯繫當時當地的客觀條件，加以分析。三十年代初，日本的左翼文學，曾經風起雲湧般地發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鎮壓，那些左翼作家，又風一般向右轉，當時稱作「轉向」。有人對此有所譏嘲。魯迅先生說：這些人忽然轉向，當然不對，但那裡——即日本——的迫害，也實在殘酷，是我們在這裡難以想像的。他的話，既有原則性，也有分析，並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十年動亂，「四人幫」的法西斯行為，其手段之殘忍，用心之卑鄙，殘害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是中外歷史沒有前例的，使不少優秀的，正當有為之年的，甚至是聰明樂觀的文藝工作者自裁了。事後，有人為之悲悼，也有人對之責難，認為是「軟弱」，甚至罵之為「渾」為「叛」，「世界觀有問題」。這就很容易使人們想起，有些造反派把某人迫害致死後，還指著屍體罵他是自絕於人民，死不改悔等等，同樣是令人難以索解的奇異心理。如果死者起身睜眼問道：「你又是怎樣活過來的呢？十年中間，你的言行都那麼合乎真理正義嗎？」這當然就同樣有失於諒道了。死去的是因為活不下去，於是死去了。活著的，是因為不願意死，就活下來了。這本來都很簡單。王國維的死，有人說是因為病，有人說是因為錢（他人侵吞了他的稿費），有人說是被革命所嚇倒，有人說是殉葬清朝。最近我讀到了他的一部分書札。

在治學時，他是那樣客觀冷靜，虛懷若谷，左顧右盼，不遺毫髮。但當有人「侵犯」了一點點皇室利益，他竟變得那樣氣急敗壞，語無倫次，強詞奪理，激動萬分。他不過是一個遜位皇帝的「南書房行走」，他不重視在中外學術界的權威地位，竟念念不忘他那幾件破如意，一件上朝用的舊披肩，我確實為之大為驚異了。這樣的性格，真給他一個官兒，他能做得好嗎？現實可能的，他能做的，他不安心去做，而去追求迷戀他所不能的，近於鏡花水月的事業，並以死赴之。這是什麼道理呢？但終於想，一個人的死，常常是時代的悲劇。這一悲劇的終場，前人難以想到，後人也難以索解。他本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他只是感到沒有出路，非常痛苦，於是就跳進了昆明湖。長期積累的，耳濡目染的封建帝制餘毒，在他的心靈中，形成了一個致命的大病灶。心理的病加上生理的病，促使他死亡。他的學術是無與倫比的。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買了一本商務印的帶有圈點的《宋元劇曲史》，對他非常崇拜。現在手下又有他的《流沙墜簡》、《觀堂集林》等書，雖然看不大懂，但總想從中看出一點他治學的方法，求知的道路。對他的糊里糊塗的死亡，也就有所諒解，不忍心責難了。還有羅振玉，他是善終的。溥儀說他在大連開古董鋪，賣假古董。這可能是事實。這人也確是個學者，專門做墳墓裡的工作。且不說他在甲骨文上的研究貢獻，就是抄錄那麼多古碑，印那麼多字帖，對後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少方便呀！瞭解他的時代環境，處世為人，同時也瞭解他的獨特的治學之路，這也算是對人的一種諒解吧。他印的書，價雖昂，都是貨真價實，精美絕倫的珍品。諒，雖然可以稱作一種美德，但不能否認鬥爭。孔子在談到諒時，是與直和多聞相提並論的。直就是批評、規勸，甚至鬥爭。多聞則是指的學識。有學有識，才有比較，才有權衡，才能判斷：何者可諒，何者不可諒。一味去諒，那不僅無補於世道，而且會被看成呆子，徹底倒霉無疑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談忘

記得抗日期間，在山裡工作的時候，與一位同志閒談，不知談論的是何題何事，他說：「人能忘，和能記，是人的兩大本能。人不能記，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當時，我正在青年，從事爭戰，不知他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從心裡不以為然。心想：他可能是有什麼不幸吧，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壓在他的心頭吧。不然，他為什麼強調一個「忘」字呢？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經驗的增加，隨著喜怒哀樂、七情六慾的交織於心，有時就想起他這句話來，並開始有些贊成了。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不就是要人忘記嗎？但又一轉念：他雖說是叫人忘記，人們讀了他的文章，不是越發記得清楚深刻了嗎？思想就又有些糊塗起來了。有些人，動不動就批評別人有「糊塗思想」。我很羨慕這種不知道是天生來，還是吃了什麼靈丹妙藥，一生到頭，保持著清水明鏡一般頭腦，保持著正確、透明的思想的人。想去向他求教，又恐怕遭到斥責、棒喝，就又中止了。說實話，青年時，我也是富於幻想、富於追求、富於回憶的。我可以坐在道邊，坐在樹下，坐在山頭，坐在河邊，追思往事，醉心於甜蜜之境，忘記時間，忘記冷暖，忘記陰晴。

但是，這些年來，或者把時間明確一下，即十年動亂以後，我不願再回憶往事，而在「忘」字上下工夫了。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記憶中出現時，我就會心浮氣動，六神失據，忽忽不知所歸，去南反而向北。我想：此非養身立命之道也。身歷其境時，沒有死去，以求解脫。活過來了，反以回憶傷生廢業，非智者之所當為。要學會善忘。漸漸有些效果，不只在思想意識上，在日常生活上，也達觀得多了。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則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內，流氓滋事，則關門以避之。至於更細小的事，比如食品衛生不好，吃飯時米裡有砂子，菜裡有蟲子，則合眉閉眼，囫圇而吞之。這在疾惡如仇並有些潔癖的青年時代，是絕對做不到的，目前是「修養」到家了。當然，這種近似麻木不仁的處世哲學，是不能向他人推行的。我這樣做，也不過是為了排除一些干擾，集中一點精力，利用餘生，做一些自己認為有用的工作。記憶對人生來說，還是最主要的，是積極向上的力量。記憶就是在前進的時候，時常回過頭去看看，總結一下經驗。從我在革命根據地工作，學習作文時，就學會了一個口訣：經、教、優、缺、模。經、教就是經驗教訓。無論寫通訊、寫報告、寫總結，經驗教訓，總是要寫上一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因為能及時總結經驗，取得教訓，使工作避免了很多錯誤。但也有那麼一段時間，就談不上什麼總結經驗教訓了，一變而成了任意而為或一意孤行，釀成了一場浩劫。中國人最重經驗教訓。雖然有時只是掛在口頭上。格言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書籍有《唐鑒》、《通鑒》……所以說，不能一味地忘。（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談師

新年又到了。每到年關，我總是用兩天時間，閉門思過：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錯誤？它的根源何在？影響如何？今年想到的，還是過去檢討過的：「好為人師。」這個「好」字，並非說我在這一年中，繼續沽名釣譽，延攬束脩。而是對別人的稱師道友，還沒有做到深拒固閉，嚴格謝絕，並對以師名相加者進行解釋，請他收回成命。一九八二年五月，孫犁（左）在天津寓所與前來探望的丁玲（右）暢談思過之餘，也讀了一些書。先讀的是韓愈的《師說》。韓愈是主張有師的，他想當別人的師，還說明了很多非有師不可的道理。再讀了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是不主張為人師的。他說，當今之世，談論「師道」，正如談論「生道」一樣是可笑的，並且嘲笑了韓愈的主張和做法。話是這樣說，柳宗元在信中，還是執行了為師之道，他把自己一生做文章的體會和經驗，系統地、全面地、精到地、透徹地總結為下面一段話：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來信者正是向他求問為文之道，需索的正是這些東西，這實際上等於是做了人家的老師。近幾年來，又有人稱呼我為老師了。最初，我以為這不過是像前些年的「李師傅、張師傅」一樣，聽任人們胡喊亂叫去算了。久而久之，才覺得並不如此簡單，特別是在文藝界，不只稱師者的用心、目的，各有不同；而且，既然你聽之任之，就要承擔一些責任和義務。例如對學生只能幫忙、捧場、恭維、感謝，稍一不周，便要追問「師道何在」等等。最主要的，是目前我還活著，還有記憶，還有時要寫文章。我所寫的回憶文章，不能不牽扯到一些朋友、師長，一些所謂的學生。他們的優點，固然必須提到，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有時在筆下也難避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是的，我寫回憶，是寫親身的經歷，親身的感受。有時信筆直書，真情流放，我會忘記了自己，忘記了親屬，忘記了朋友師生。就是說這樣寫下去，對自己是否有利，對別人是否有妨？已經有不少這樣的例證，我常常為此痛苦，而又不能自制。近幾年，我寫的回憶，有關「四人幫」肆虐時期者甚多。關於這一段的回憶，凡我所記，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身所受，六神所注，生命所關。鏤心刻骨，印象是非常鮮明清楚的。

在寫作時，瞻前顧後，字斟句酌，態度也是嚴肅的。發表以後，我還唯恐不翔實，遇見機會，就向知情者探問，徵求意見。當然，就是這樣，由於前面說過的原因，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是難免有出入，或有時說的不清楚。但人物的基本形象，場面的基本氣氛，一些人當時的神氣和派頭，是不會錯的，萬無一失的。絕非我主觀臆造，能把他們推向那個位置的。我寫文章，向來對事不對人，更從來不會有意給人加上什麼政治渲染，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來發現，有一種人，有兩大特徵：一是善於忘記他自己的過去，並希望別人也忘記；二是特別注意文章裡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綽綽地看到別人寫了自己一點什麼，就口口聲聲地喊：「這是政治呀！」這是他們從那邊帶過來的老脾氣、老習慣吧？嗚呼！現在人和人的關係，真像《紅樓夢》裡說的：「小心弄著驢皮影兒，千萬別捅破這張紙兒。」捅破了一點，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後的事了。老實說，我是九死一生，對於生前也好，身後也好，很少考慮。考慮也沒用，誰知道天下事要怎樣變化呢？今日之不能知明日如何，正與昨日之不能知今日如何相等。當然，有時我也擔心「四人幫」有朝一日，會不會死灰復燃呢？如果那樣，我確實就凶多吉少了。但恐怕也不那麼容易吧，大多數人都覺悟了。而且，我也活不了幾年了。至於青年朋友，來日方長，前程似錦，我也就不必高攀，祝願他們好自為之吧。我也不是絕對不想一想身後的事。有時我也想，趁著還能寫幾個字，最好把自己和一些人的真實關係寫一寫：以後彼此之間，就不要再趕趁得那麼熱鬧，湊合得那麼近乎，要求得那麼苛，責難得那麼深了。大家都樂得安閒一些。這也算是廣見聞、正視聽的一途吧，也免得身後另生歧異。因此，最後決定：除去我在育德中學、平民學校教過的那一班女生，同口小學教過的三班學生，彼此可以稱作師生之外；抗戰學院、華北聯大、魯藝文學系，都屬於短期訓練班，稱作師生勉強可以。至於文藝同行之間，雖年齡有所懸殊，進業有所先後，都不敢再受此等稱呼了。自本文發表之日起實行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談友

《史記》：「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這當然記的是要人，是名將，非一般平民寒士可比。但司馬遷的這段描述，恐怕也適用於一般人。因為他記述的是人之常情、社會風氣，誰看了也能領會其妙處的。他所記的這些「客」，古時叫做門客，後世稱作幕僚，曹雪芹名之為清客，魯迅呼之為幫閒。大體意思是相同的，心理狀態也是一致的。不過經司馬遷這樣一提煉，這些「客」倒有些可愛之處，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頗，一定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共事的。問題在於，司馬遷為什麼把這些瑣事記在一員名將的傳記裡？這倒是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應該有所思慮的。我認為，這是司馬遷的人生體驗，有切膚之痛，所以遇到機會，他就把這一素材，作了生動突出的敘述。司馬遷在一篇敘述自己身世的文章裡說：「家貧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柳宗元在談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時，也說：「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摻其間哉！」這都是對「友」的傷心悟道之言。非傷心不能悟道，而非悟道不能傷心也！但是，對於朋友，是不能要求太嚴，有時要能諒。諒是朋友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條。評價友誼，要和歷史環境、時代氣氛聯繫起來。比如說，司馬遷身遭不幸，是因為他書獃子氣，觸怒了漢武帝，以致身下蠶室。

朋友們不都是書獃子，誰也不願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說話，是情有可原的。當然，歷史上有很多美麗動聽的故事，什麼摔琴呀，掛劍呀，那究竟都是傳說，而且大半出現在太平盛世。柳宗元的話，倒有些新的經驗，那就是「久與游者」與「岌岌而摻其間」。例如在前些年的動亂時期，那些大字報、大批判、揭發材料，就常常證實柳氏經驗。那是非常時期，有的人在政治風暴襲來時，有些害怕，搶先與原來「過從甚密」的人，劃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爾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歌頌了那麼一種勇敢的鳥，能與暴風雨搏鬥。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風雨。如果是「四人幫」時期的政治暴風雨，我看多麼勇敢的鳥，也要銷聲匿跡。但是，當時的確有些人，並不害怕這種政治暴風雨，而是歡呼這種暴風雨，並且在這種暴風雨中扶搖直上了。也有人想扶搖而沒能扶搖上去。如果有這樣的朋友，那倒是要細察一下他在這中間的言行，該忘的忘，該諒的諒，該記的記，不能不小心一二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這些人也像駱賓王的詩句：「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又降落到地平面上來了，當今政策寬大，多數平安無恙。既是朋友，所謂直、所謂諒，都是兩方面的事，應該是對等相待的。但有一些翻政治跟頭翻慣了的人，是最能利用當前的環境和口號的。例如你稍稍批評他過去的一些事，他就會說，不是實事求是啊，極不嚴肅呀，政治色彩呀。好像他過去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都與政治無關，都是很嚴肅、很實事求是的。對於這樣的朋友，不交也罷。當然，可不與之為友，但也不可與之為敵。以上是就一般的朋友之道，發表一些也算是參禪悟道之言。至於有一種所謂「小兄弟」、「哥們義氣」之類的朋友，那屬於另一種社會層面和意識形態，不在本文論列之內，故從略。（一九八三年一月九日下午）

聽朗誦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間，收音機裡，一位教師正在朗誦《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散文，是我青年時最喜愛的。每次閱讀，都忍不住熱淚盈眶。在戰爭年代，我還屢次抄錄、油印，給學生講解，自己也能背誦如流。現在，在這空曠寂靜的房間裡，在昏暗孤獨的燈光下，我坐下來，虔誠地、默默地聽著。我的心情變得很複雜，很不安定，眼裡也沒有淚水。五十年過去了，現實和文學，都有很大的變化。我自己，經歷各種創傷，感情也遲鈍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跡，已成歷史，魯迅的這篇文章，也很久沒有讀，只是偶然聽到。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頭，振臂高呼，終於為革命文學而犧牲。這些情景，這些聲音，對當前的文壇來說，是過去了很久，也很遠了。是的，任何歷史，即使是血寫的歷史，經過時間的沖刷，在記憶中，也會漸漸褪色，失去光澤。作為文物陳列的，古代的佛教信徒，用血寫的經卷，就是這樣。關於仁人志士的記載，或仁人志士的遺言，有當時和以後，對人們心靈的感動，其深淺程度，總會有不同吧！他們的呼聲，在當時，是一個時代的呼聲，他們心的跳動，緊緊接連著時代的脈搏。他們的言行，在當時，就是群眾的矚望，他們的不幸，會引起全體人民的悲痛。時過境遷，情隨事變，就很難要求後來的人，也有同樣的感情。時間無情，時間淘洗。時間沉澱，時間反覆。歷史不斷變化，作家的愛好，作家的追求，也在不斷變化。撫今思昔，登臨憑弔的人，雖絡繹不絕，究竟是少數。有些紀念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時之興懷。世事雖然多變，人類並不因此就廢棄文學，歷史仍賴文字以傳遞。三皇五帝之跡，先秦兩漢之事，均賴歷史學家、文學家記錄，才得永久流傳。如果沒有文字，只憑口碑，多麼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記憶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紙帛，遇上好條件，竟能千年不壞，比金石壽命還長。能不能流傳，不只看寫的是誰，還要看是誰來寫。秦漢之際，楚漢之爭，寫這個題材的人，當時不下百家。一到司馬遷筆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來，膾炙人口，永遠流傳。別家的書，卻逐漸失落、亡佚。白莽柔石，在當時，並無赫赫之名，事跡亦不彰著。魯迅也只是記了私人的交往，朋友之間的道義，都是細節，都是瑣事。對他們的革命事跡，或避而未談，或談得很簡略。然而這篇充滿血淚的文字，將使這幾位青年作家，長期躍然紙上。他們的形象，魯迅對他們的真誠而博大的感情，將永遠鮮明地印在憑弔者的心中。想到這裡，我的心又平靜了下來，清澈了下來。文章與道義共存。文字可泯，道義不泯。而只要道義存在，魯迅的文章，就會不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晨改抄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