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上帝到了。我在5點15分的火車上接到了他。」1929年1月18日，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一封家信中寫道。
「上帝」的名字叫做維特根斯坦，這一年他40歲，剛剛結束長達十年的自我放逐，準備重返劍橋重拾哲學。此時的維特根斯坦在劍橋已經是一個傳奇，所有人都在談論他和他的《邏輯哲學論》。
凱恩斯對於這個天才小心翼翼、關懷備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敵對國公民，他給身為奧地利士兵的維特根斯坦去信，第一句話就是：「我希望你已經成為了戰俘」，這當然不是出於對大英帝國的忠誠，而是出於對維特根斯坦個人天賦的保護，因為只有成為戰俘，才有可能避免死亡，才有機會重新思考哲學問題。顯然，對於凱恩斯來說，在戰爭與國家榮譽之上，還有更加永恆的價值。
當維特根斯坦終於決定返回劍橋，凱恩斯很清楚需要怎樣保護他，在一封信中他這樣提到：「我明白，疲勞將是摧毀性的。我一定不能讓他每天跟我談話超過二三小時。」
但是不幸的是，維特根斯坦本人卻是一個習慣於讓自己和他人都疲憊不已的人。作為一個對話者，他絕對是一個災難，哪怕面對的是一個孩子。
「下午我們在爭論中度過——他是個十分討厭的人，每次你說什麼，他都說『不不，那不是要點。』那可能不是他的要點，但那是我們的要點。聽他話太累人。」這是一個14歲男孩的日記，裡面的那個「他」正是維特根斯坦。有時候你不得不感慨，孩子的直覺要比最天才的哲學家更有穿透力，一語道破「理解」之難以及「誤解」何以發生。
生活中我們總會遇到這種討厭的人，你跟他講人道的時候他跟你講法律，你跟他講法律的時候他跟你講政策，你跟他講政策的時候他跟你講黨紀，你跟他講黨紀的時候他跟你講人性，你跟他講人性的時候他跟你講奇跡。總之每次你說什麼話，他都能把要點轉到另一處，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詭辯家」。
作為一個對話者，維特根斯坦的確相當讓人討厭，不過他不是詭辯家，而是哲學家。哲學家與詭辯家的最大差異在於，詭辯家通過轉換要點來逃避理解，而哲學家則試圖通過統領要點來達成理解。
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舉過一個「兔鴨頭」的例子：
「設想我給一個孩子看這張圖。他說：『這是一隻鴨子』，然後突然說『哦，它是一隻兔子』。於是他認出它是一隻兔子——這是一種辨認的經驗。」
這種辨認的經驗的秘訣在於——面相的轉換，你可以從這個面相看出一隻鴨子，也可以從那個面相看出一隻兔子。對維特根斯坦來說，改變看特定事物時的面相，是達成理解的關鍵所在。
有一個實際發生在維特根斯坦身上的例子值得一提。一戰期間，維特根斯坦以志願兵的身份參戰，被迫與來自底層的士兵共處，因為背景的巨大差異，他發現自己「幾乎總是被恨我的人包圍著」。這些人「惡毒」又「無情」，「幾乎不可能在他們中找到一絲人性的痕跡」。作為應激性的反應，維特根斯坦也不由自主地開始恨他們，但是很快他就開始催促自己「一旦你覺得自己在恨他們，就轉而努力去理解他們」，而當他發現這麼做很費勁的時候，他給出了另外一個結論：「與其說我周圍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說他們狹隘得嚇人。……因為他們總是誤解。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狹隘。在他們的領域裡他們足夠聰明。但他們缺乏品質，從而缺乏寬度。」
這是一個通過轉換面相達成理解的成功案例，當然，「理解」不等於「接受」，維特根斯坦仍然「厭惡」他們，只是不再「恨」他們，而已。
終其一生，維特根斯坦都感覺自己在跟——他自己的和別人的——膚淺和遲鈍作鬥爭。但凡領教過維特根斯坦這一鬥志的人，都會心有餘悸。有好事者甚至為此寫了一首詩：
……誰曾在哪個議題上，見到過
路德維希忍住不頒布法則？
無論到誰那裡，都大聲把我們喝止，
打斷我們的話，結結巴巴說起他的句子；
永不停息的爭辯，刺耳、惱怒和喧鬧，
他當然正確，為他的正確而驕傲……
這首詩在年輕的劍橋人中間廣為流傳，人們讀了紛紛開懷大笑，但這不意味著維特根斯坦在他們的心裡是個小丑，恰恰相反，正如其中的一個圍觀群眾所說：「它釋放了累積起來的緊張、怨恨，甚至恐懼。因為從未有人能在維特根斯坦面前扭轉局勢，以牙還牙地報以顏色。」
有人曾經評論維特根斯坦的回歸是「劍橋的災難」，因為他是「一個完全沒能力進行討論的人」。我完全不認同這樣的觀點，維特根斯坦在劍橋之所以不容於很多人，更多是因為「英格蘭人特有的、自覺『有教養』的唯美主義與維特根斯坦的嚴酷的苦行意識和有時不留情面的誠實之間的衝突」。
面相的轉換也許可以緩解這一衝突，但是這更像是一種和解而非理解，因為所謂理解不僅需要雙方梳著偏分、打著領帶、彬彬有禮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條生活之流之中，而這或許也正是理解之難的根本所在吧。
（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