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戰激戰正酣。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學生馬爾康姆在倫敦的泰晤士河邊散步，聊起時下盛傳的一則消息，稱德國政府譴責英國政府煽動一起利用炸彈暗殺希特勒的行動。維特根斯坦評論說：「假如這是真的，那一點也不會使我驚訝。」馬爾康姆反駁道，他不相信英國政府的上層人物會做這樣的事情，因為英國人比較文明正派，他補充說，這種行為與英國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
這原本是一場無傷大雅的討論，但維特根斯坦卻大光其火，認為馬爾康姆最後的說法極端愚蠢，並且怒斥後者沒有真正從他的哲學課堂上學到任何東西。
時隔五年，馬爾康姆已經離開英國，在太平洋上的一艘美國軍艦服役，此時他收到維特根斯坦的來信，終於瞭解到那次爭論的要點所在。
在信中維特根斯坦重提他們散步時的那次討論：「你關於『民族性格』的議論，它的簡單幼稚使我吃驚。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學如果給你的只不過是使你能夠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如果它不能改善你關於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都更為謹慎（而這種人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這種語句的），那麼，它有什麼用處？」
我們這個時代，因為知識的普及和資訊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毫無門檻地接觸到各種詰屈聱牙的哲學理論和莫測高深的超級概念（即維特根斯坦所稱「危險的語句」）。但是正如維特根斯坦所擔憂的，如果人們非但沒有因此養成謙卑的思想習慣，學會鞭辟入裡的分析，反而借此贏得了智識的驕矜，隨心所欲地濫用這些「危險的語句」，那將不只是對哲學的踐踏，更會戕害公共討論的品質和日常生活的常識感。
不久前我有幸拜讀到一篇論述「中國模式」的雄文，評判此文的得失遠遠超出我的知識儲備和能力範圍，我所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幾句關鍵表述。
作者指出：「什麼是模式？與『描述』歷史道路不同，與總結歷史『教訓』不同，模式是對『成功』原因的『歸納』。」又說：「什麼是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關於人民共和國60年『成功之路』的理由解釋，即因果抽像。」
作者連續使用了「模式」、「歸納」、「因果抽像」這樣的超級概念，字面意思看似清晰明確——通過對中國60年的成功之路進行「歸納」，抽像出其中的「因果」關聯，並進而提煉出所謂的中國「模式」——可是問題在於，一旦我們細究這些超級概念的內涵，便會發現這是一段歧義叢生、不知所謂的論述。
熟悉哲學史的人都知道，英國大哲休謨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經指出，我們對於一切事實所做的歸納推論，都無法冠以「因果關聯」的名目，而只是心理習慣意義上的聯想。雖說休謨的觀點並非定論，但在「歸納」與「因果」之間如此輕易地畫等號，卻正是犯了維特根斯坦所說的濫用「危險語句」的錯誤。
退一步說，即便我們接受這位作者的觀點，從中國60年的成功之路中的確可以歸納總結出因果解釋，並進而形成「中國模式」，這個表述也隱含著普遍意義的意涵。宋人趙希鵠在《洞天清錄》中稱「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由此可見「模」字隱含有模度（標準）、模准（樣板，規範）、模憲（法則）等義。而按《漢語大詞典》，所謂「模式」就是「事物的標準樣式」。凡此種種皆指向了「中國模式」一說隱含著「普世主義」的意蘊，可是該作者卻又反覆強調「總結中國模式並不是為了供他國倣傚」，口口聲聲中國模式的獨特性，這其中的矛盾和張力實在讓人費解。
在馬爾康姆的記憶裡，維特根斯坦最本質的特點是極端純正的嚴肅性和高度的智慧。當他在課堂上進行緊張的思考時，他常常覺得自己搞糊塗了，而且會毫無顧忌地把這點說出來，譬如說：「我是一個傻瓜！」「你們的老師糟透了！」「今天我確實太笨了！」
這種典型的希臘式智慧對於我們已經太過陌生，但它仍然向我們揭示著真正的哲人與熱騰的日常閒談和政治言說之間格格不入的品性，並提醒我們在面對喧囂的流行觀念時，或許應持哲學上的審慎。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