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什麼東西都會過期。鳳梨罐頭會過期，感情會過期，大鬧「立法院」的追訴時效同樣會過期。
2006年10月24日，李敖頭頂防毒面具、一臉誠懇地向台「立委」們痛陳：軍購的後果很嚴重。正說話間，李敖掏出蓄謀已久的催淚瓦斯連噴八次，一干綠營的「立委」大呼小叫，邊擼鼻涕邊退席，發誓要嚴懲李大師的惡劣行徑。12月25日該案被移送紀律委員會，轉眼到了2007年3月23日，也就是三個月追訴時效的最後一天，誰料36位紀律委員會委員只有兩位露面，眼睜睜看著李敖得志便猖狂，對著攝像機大放厥詞：「誰敢惹我李大師？」
「時效」，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本義是「在一定時間內能起的作用」，引申義指「法律所規定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訴訟權利的有效期限」。
顯然，時效的功能在於為所有的行動者都設立了一個共同標準，但凡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或者達成預期的效果，一過死限，就必須放棄，即使不捨，也不能糾纏。可是，鳳梨罐頭過了保質期會變質，大鬧「立法院」作為一個已經發生的事實，卻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對於沒有保質期的東西仍舊設立「時效」，秘密只有一個，那就是使「放棄」或者「遺忘」這個行為合法化。
人天生擅長合理化。以「時效」的引申義為例，為什麼要給刑事責任和民事訴訟權利規定有效期？法理學家可以輕而易舉地舉出一長串合情又合理的理由：要維護安定團結，要節約社會成本，要有利於打擊現行犯罪活動、提高辦事效率……危害一方的刑事案件尚可以追訴時效的名義合法放棄，遑論大眾民主時代的一場政治秀？
在即用即扔的快餐時代，催淚瓦斯事件前後歷時近半年，於李敖而言，已經賺足了眼球，末了再來一個勝利大逃亡無疑是再完滿不過的事情。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輕率斷言那些缺席到會的紀律委員們就是徹頭徹尾的孬種，在這樣一場由於喪失先機、進而節節敗退的政治秀中，以不作為的方式去終結它或許是最明智的選擇——須知追訴時效過期的另一面就是炒作時效過期。就此而言，那些拒絕到會的紀律委員們不是在放棄對李敖的追訴權利，而是在放棄這一回合的遊戲，題外之義是：這一局我認栽，咱們重新來過！
隨時可以「重啟」是大眾傳媒時代帶給政治人物和娛樂明星的最大福音——無論上一局是一敗塗地，還是徹底死機，由於觀眾的遺忘速度是如此之快，所以你隨時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最近的一個經典個案是璩美鳳，在性愛光碟公開發售之後蟄伏六年，這個女人選擇回歸媒體，加盟某電視台當起了新聞女主播。
米蘭‧昆德拉在《慢》中講述了一個人們經常熟視無睹的場景：當一個人在路上走的時候，如果此時他突然要回想什麼事情，就會機械地放慢腳步，反之，如果他想要忘記剛剛碰到的倒霉事兒，就會不知不覺地加快走路的步伐，彷彿要快快躲開在時間上還離他很近的東西。昆德拉的結論是，上述現象暗示出思想與速度的秘密聯繫，他把這一聯繫總結為存在主義的兩個數學方程式：慢的程度與記憶的強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與遺忘的強度直接成正比。昆德拉說，從這個方程式可以推斷出各種各樣的原理，比如說：我們的時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於這個原因，這個時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懷。當然，這個論斷可以顛倒過來說：我們的時代被遺忘的慾望糾纏著，為了滿足這個慾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無獨有偶，在批判電視媒體的文化影響時，皮埃爾‧布爾迪厄也提到了思想與速度的關係，他說：「電視引發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思想與速度之間的關係。」齊格蒙特‧鮑曼對此的評論是：「這不僅僅意味著，人們在電視面前必須飛快地思考，他們很難有時間來關注思想，並反思和比較論據的說服力。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快速交流的世界中，如果在說出一個句子之前沒有時間暫停和思考，那麼，『公認的觀念』無意中就獲得了特權——這種觀念是價值不高的觀念，大家共享的觀念，不會也不需要思考的觀念（因為它們是不證自明的；並且，它們像公理一樣，是不需要證明的）。」
正因為人們善於遺忘，必須遺忘，所以我們給任何事物都貼上「時效」的標籤，時刻準備著遺忘和放棄。事實上這種「時刻準備著」的狀態就是對變化的一種殷殷期待，當你以時速175公里疾馳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時刻準備著」。反之，靜止既不需要「準備」，更用不著「時刻」，因為它是時時刻刻、始終如一的。
赫拉克里特說現象界「一切皆流、無物常駐」，現代人對於速度和變化的癡迷表明了現代人總是習慣於停留在「現象界」。對現代人來說，變化是高貴的，而不變則是保守乃至無能的表現。這種對待快和慢、運動與靜止的不同態度彰顯出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差別。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希臘人並不耽溺於中庸之道，無論是在他們的理論上或是在他們的實踐上。赫拉克里特認為萬物都在變化著；巴門尼德則反駁說：沒有事物是變化的。」這個論斷一如羅素的許多言論那樣深刻又偏頗。赫拉克里特的確主張萬物處在流變之中，「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就是他的名言，但赫拉克里特重點要說的卻是後面這個觀點，這種變化是根據不變的規律（邏格斯）而發生的。因此，就「道」不變而言，赫拉克里特與巴門尼德的差別沒有羅素說的那麼大。
巴門尼德的學生芝諾後來提出了四個讓普通人瞠目結舌的悖論，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基裡斯（古希臘著名的長跑運動員）追不上烏龜，基本想法是：「在賽跑的時候，跑得最快的永遠追不上跑的最慢的，因為追趕者首先必須要達到被追趕者的出發點，這樣，那跑得慢的必定總是領先一段路。」這個悖論對於通曉極限概念的現代人來說似乎有些無厘頭，但是如果我們不想只是炫耀自己的數學知識，而是試圖同情地瞭解古希臘人的思想，那麼我們就會體認到芝諾的良苦用心其實是在論證他老師的基本觀點：沒有事物是變化的。或者，換一個說法：運動是虛幻的，只有靜止才是真實的。
靜止相對於運動在本體論上的優越地位，會映射到倫理學上，於是古代人就認定靜止是高貴的，而運動是卑賤的。這個想法如此地合乎常情，以至於它看上去不像是一個哲學觀念，而更像是一個常識。陳嘉映在《哲學、科學、常識》中這樣論述靜止的優越地位：「物體不受外力干擾，就會處在它該處的位置上，這是它的自然狀態，也是一種高貴的狀態。」據說當年哥白尼為日心說提供辯護時，其中一個理由是，太陽比地球高貴，因此，靜止不動的應該是太陽而不是地球。
靜止是高貴的，反過來可以說，高貴的總是表現為靜止的。亞里士多德認為自由人的標誌就是擁有大量的閒暇，能夠極好地去利用閒暇。每當行駛在類似於露天停車場的三環路上，我對於那些急匆匆、曲裡拐彎不斷超車和加塞的車主總抱以善意的同情，這些人之所以不停地在與時間和速度抗爭，正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他們的字典裡沒有「閒暇」這個詞，他們的所有時間安排都是不由自主的，都是被其他人——顧客、老闆或者女友——所決定的。他們沒有閒暇，有的只是「時效」與「死限」，過期不候，不是放棄別人就是被別人放棄。
古時候的人不是這樣的，他們往往用一生乃至幾代人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為袁崇煥守墓370餘年的佘家人，比如成吉思汗陵780年世代守候長明燈的守陵人，這種以百年乃至千年為單位的無時效行為，對於多數現代人來說只能是高山仰止、敬而遠之。
李敖瞭解速度與遺忘的關係，也洞悉「電視不思考」的真相，所以才能在大眾文化時代左右逢源，做出一系列既政治正確又娛樂觀眾的行徑。事實上，大眾文化的蛻變速度甚至超出了鮑曼的理論更新速度。鮑曼在評價思想與速度的關係時，指出只有「公認的觀念」才可能在電視時代佔據特權地位，但這個想法並不完全適用於台灣的政治格局，因為在一個「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政治生態中，並不存在所謂的「公認的觀念」，久經沙場的台灣政治人物深知真理過於複雜，不可能存在於鬥嘴之中，觀念太多分歧，不可能通過演說說服對方，所以他們索性專心致志玩電視觀眾喜聞樂見的遊戲，用「行為藝術」替代「道德說教」。對李敖們來說，要想永遠站在聚光燈下面，就必須充分體認「凡事都有時效」這個不變的現代「邏格斯」：任何招數不能用老，效果就像筷子，全都是一次性的。
當電視引領的那兩個存在主義數學方程式——慢的程度與記憶的強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與遺忘的強度直接成正比——逐漸成為生活模仿的對象，現實中的人們便開始喪失平衡感。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病症所在：生活模仿電視——人們在電視的誘惑下逐漸喪失了對時間的真實體會，以及對真相的辨別能力。
昆德拉在《帷幕》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白癡》大為讚歎，理由是這部小說的前四分之一、大約二百五十頁的篇幅，僅僅處理了一天中的十五個小時，而且不超過四個背景（火車上，葉潘欽的家，加尼亞的寓所，納斯塔西婭的寓所）中所發生的事情。昆德拉的總結陳詞是，只有在戲劇中，事件才會如此集中地發生在如此緊湊的時間和空間中，而隨著情節的極端戲劇化——比如說加尼亞打了梅什金一個耳光，瓦麗婭朝加尼亞的臉吐唾沫，羅戈任與梅什金同時向同一個女人示愛——一切屬於日常生活的都消失了。
這種在極短的時間段裡迅速堆積起來的一系列事件，會產生昆德拉所說的「生活中驟然凝聚起來的密度之美」，當這種密度之美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時候，會讓身臨其境的人體會到一種傳奇般的美妙和愉悅。它是對瑣碎、無聊、重複、平凡的日常生活的一種強力掙脫，在我看來，這種掙脫是通過擰緊「變化」的發條而產生的，它使得人們再也不能「好整以暇」地去面對時間，面對閒暇，面對慢。
「超級女聲」總決賽每個週末的那三個半小時就在充分展示這種「生活驟然凝聚起來的密度之美」，各種出人意表的戲劇性變化不斷地轟擊人們的情感和感官：待定、復活、PK、投票、淘汰……普通人在一生中所可能遭遇的各種劇變，「超級女聲」在三個半小時裡面不斷地重演。當電視選秀節目和偶像劇取代瑣碎、無聊、重複、平凡的日常生活成為意義之顯影的時候，人們就處於一種再也停不下來的狀態。
中央電視台最近一直在熱播一則熱水器的廣告，那位長相平庸但笑容溫馨的女主角有一段讓所有人都「過耳不忘」的台詞：「我家的AO史密斯熱水器！是父親在50多年前買的！過了半個多世紀還在用它洗！你也要洗半個世紀？」
——這是一則典型的反現代性廣告！按照鮑曼的觀點，現代商業廣告的總體效果是「絕不允許慾望的減弱和消失（這裡的慾望就是嚮往尚未擁有的東西和尚未體驗的刺激）」，因此商業廣告就「絕不希望消費者對任何一個具體的產品保持長期的慾望」，否則就意味著浪費錢財。而這則熱水器廣告之所以如此地讓人「觸耳驚心」，乃是因為廣告商窮極思變，選擇了一條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一個從爺爺輩用到孫子輩的熱水器，這種廣告策略是對一個由消費慾望刺激起來的技術革新時代的巨大反叛。
尼采說：「只有非歷史的東西才可以被定義。」這句話的意思是，對於那些歷史性的也就是有時效性的東西，我們都無法確認它的本質屬性，因此也就無法替它下一個普遍定義。AO史密斯反現代廣告策略的成功之處在於，通過宣稱本品牌的產品經歷了半個世紀的考驗，來表明自己已經超越了歷史性和時效性的束縛，因此也就在這個沒有本質、無法定義的時代獲得了自己的獨一無二性。
於是，在這樣一個什麼都會過期的時代，我們驚異地發現，鳳梨罐頭會過期，感情會過期，大鬧「立法院」的追訴時效會過期，唯有AO史密斯的熱水器不會過期。
（20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