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的《南方週末》有兩則關於死亡的報道：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教授余虹，一個是生在撫順死在巴黎的下崗女工劉春蘭。
都是知天命的年齡，在一個知識改變命運的時代，有知識的人選擇像飛鳥一樣躍出窗戶，沒有知識的人為了躲避法國警察的遣返而不慎失足跌死。一個不願苟且偷生地活所以選擇有意義的死，另一個努力苟且偷生地活最終卻沒有意義地死。兩個人都沒有贏得與命運的賽跑。前者讓我哀傷，後者讓我悲傷。
談及一個人的生死抉擇，我總傾向於不可能僅僅只有形而上的焦慮，一如不可能僅僅只有形而下的困頓。在最隱秘的根本問題上，我們能夠拿出來與人分享的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細節或者大而化之的話語。就此而言，我不願輕易揣度自殺者赴死的理由。
在《一個人的百年》中，余虹說：「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而且大多為女性。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裡知道？」3個月前的余虹在寫下這段文字時，有沒有預見到3個月後這麼多的人在為他的死賦予更多的意義？
「在正午，一個尼采式的時間，他從高空墜落，像一片落葉？抑或一隻飛鳥？」——這是朋友的解讀。而在官方的說法中，余虹的死因被判定為「因胃病引起的抑鬱症」。形而上的理由為死者開脫，形而下的原因為生者開脫。但這都已經與死者沒有關係了，哈姆雷特說，誰知道那死亡之地是個什麼樣子？也許死比生更糟，誰知道呢？
所以我不願揣測更不願渲染余虹死的意義和價值，這終究是一個個人的選擇。生存還是死亡，面對這類終極性問題的逼問，必須要由個體的踐履來給出答案，任何理論上的澄清和文學上的抒懷說到底都只是旁敲側擊和隔靴搔癢。
在一次私人聚會中，同為海德格爾專家的陳嘉映問：我們需要治癒屈原嗎？這個問題讓我長久思考。我相信，任何一個時代，無論最好還是最壞，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治癒屈原，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治癒余虹——總有人會選擇有意義的死。但是對於更多的普通人來說，治癒一個時代就可以治癒他們。
3年前，劉春蘭48歲，一個下崗女工，幹過縫紉店的裁縫工，護理過老人，給飯店洗過碗，月收入最多時不過500元，最少時只有100多，就是這樣一個在現代社會完全喪失競爭能力、被歷史腳步甩出隊伍的中年婦女，「為了給兒子一個體面的婚禮，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出國。」
感謝《南方週末》的記者選擇「體面」這個詞作為劉春蘭活下去的動力。為了給兒子一個體面的婚禮，劉春蘭要「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可是我相信，在失足跌落的剎那，劉春蘭想到的依然是生，哪怕這個制度帶給她的只是羞辱和不體面。
在《正派社會》（The Decent Society）這本書中，政治哲學家馬格利特指出，榮譽和羞辱在人類生活中佔據核心的位置。前者是一種善，後者是一種惡，由於在剷除惡與增進善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對稱關係，消除令人痛苦的惡要遠比創造讓人愉悅的善更為緊迫。所以消除羞辱應該優先於給予尊敬。馬格利特說，這個時代最為緊迫的問題是建立一個「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社會，這些羞辱包括貧困、無家可歸、剝削、惡劣工作環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只有那種在制度上做到不羞辱任何人的社會才可以被稱作是「Decent」，也即正派，或者，體面！
沒有人瞭解這三年劉春蘭是怎樣過來的，即便是家人，也只知道一個最為抽像的大概：「借了7萬元錢，來了；還完了7萬元錢，死了。」
12月的人大校園，可以看見很空曠的天空，冬日微弱的陽光不溫暖，但晃眼。歌德臨終前大聲說：「光明！光明！更多的光明！」西班牙作家烏納穆諾後來聽說了這句話，反駁道：「不，溫暖，溫暖，更多的溫暖！因為我們是死於寒冷，而不是死於黑暗。讓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嚴寒。」光明與溫暖不是理應同在的嗎？為什麼會有光明但寒冷的地方，或者黑暗但溫暖的所在呢？
我坐在人文樓的辦公室裡敲打這些文字，余虹的辦公室應該就在樓下的某一間，但我想得更多的是那個死在巴黎的女人。
12月13日實在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70年前的這一天，日本人佔領了南京城，30萬條生命從此成為玄武湖畔的冤魂。70年後的這一天，一個不願苟且活著所以自願赴死的教授的追思會正在舉行。與此同時，人們知道了一個女人為了體面地活著而在巴黎死去。
（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