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出書，除了作者得寫好書以外，第一道工序就得算編輯了。編輯很重要，改錯、刪去冗文、起標題……諸如此類。這裡想說的是編輯符號，比如刪除，就得把需要刪掉的字或句圈上，再標個刪除符，但為啥不直接塗掉呢？
這就得說到古人寫文校文的歷史了。古人在文章中改錯，有個名目，叫「塗注乙」。所謂塗，就是直接塗掉，表示刪了；所謂注，就是加文字註解；所謂乙，就是標個乙字，表示顛倒順序（古文是豎排的）。這些東西，最早的記載出現在晉朝。干寶的《搜神記》就說，有個神仙看見某人壽數只有十九歲，就拿了他的生死文書，「乃取筆挑上」，說：「行了，你能活到九十歲了。」這個「挑」，就是畫了個「乙」，把「十九」倆字掉了個兒，變成「九十」了。
唐太宗讓魏征寫《四部群書》的時候，專門設置了二十名讎正官負責校對，這就是最早的專業編輯了。後來，唐高宗用散官代替讎正官，試了一段，可能覺得不妥，重新設立這一職位，改稱詳正學士。看，多好的名字啊。
唐宋時期，編寫文章時都要在末尾寫上本文改了多少字。《茶香室續鈔》中說，唐朝韓愈看完某篇文章後就寫道：「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那就是改動註解了七十二處。宋朝的進士們寫試卷，也要在後面寫上：「塗注乙共計若干字。」這是規矩。到了元朝，考試卷子上塗乙超過五十個了，對不起，回家吧您。清代稍微放鬆了一點，試卷作廢的底線是一百個。
那什麼時候「塗」變成了圈呢？也是在宋朝。陸游《老學庵筆記》裡說，有些校對史書的史官，經常偷懶，不好好校對，想歪門邪道。比如一本書草草看完，沒看出錯來，硬要顯得自己認真校對了，咋辦呢？就把人家沒寫錯的字塗掉，顯得自己改過了。例如有「臣僚上言」，就把「上」給塗了，變成「臣僚言」。還有的把「依」字塗了，在旁邊改個「從之」。這就是糊弄事兒呢。
這還不是最過分的，最過分的在沈括《夢溪筆談》裡。沈括說，有好多校書官，不好好幹活，拿了書隨便用墨塗掉一個字，再在旁邊把那個字又寫一遍，造成自己校對過的假象。
為了打擊這種弄虛作假的行為，朝廷特別設立了校書局，要求校書時遇到錯字一律用硃筆圈出來再改，還要寫上校對者的名字。大概就是從這時候起，編輯校對們就不能直接塗了。
刻字排版是古代出版的另一道重要工序。直到明清兩代，木刻還是主要的出版手段。那麼，刻字工人能掙多少錢呢？明朝太監劉若愚寫了本《酌中志》，其中談到萬曆年間破獲「妖書」《國本攸關》時，刻字工徐承惠的供述：每刻一百個字，時價四分銀。由於刻這本書風險大，得找個僻靜處，所以每百字加銀五厘。徐承惠刻了這本八百餘字的「妖書」，犯了這麼大的案子，總共只掙到了約三錢四分銀子。
讀書的人都知道，同樣一本書，有的版本好，有的版本就差一些。在古代，就更講究版本了。宋朝的葉夢得在《石林燕語》裡講了個段子，說的是有個考官出題：《易經》裡說，乾為金，坤為金，為啥乾坤都是金啊？這道題把考生們問得莫名其妙，《易經》裡有這說法嗎？後來一查，原來所謂的「坤為金」的「金」，實際上是「釜」字。考官看的是福建出版的《易經》，刻字的時候，把上面的兩個點漏掉了，所以才有了這道題。圖書錯漏真是害人不淺啊。
對於宋版書，《石林燕語》有著詳盡分析：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汴梁）的版本不次於杭州，但用紙稍微差一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四川和福建的書商追求書刻得快、出版得快、賣得快，所以多採用軟木刻版，這樣一來，出現各種疏漏，在所難免。可惜，劣幣淘汰良幣，正因為出版速度快，福建的書，遍行天下了。
福建所出宋版書，最出名的是「麻沙版」。麻沙是福建一個地名，出的宋版書特別多。明朝宣德年間，衍聖公孔彥縉提議禮部收集麻沙版圖書，禮部轉奏皇帝，答覆是不僅搜集，還要摹印；弘治年間，有旨要求福建官員對麻沙版圖書進行校正；嘉靖年間，福建官員還特別設立機構，任命負責人，專門校對麻沙版書籍。
為啥麻沙版這麼有名啊？因為種類多，這裡曾經是宋朝的出版印刷中心，到了清代，這一帶還有書坊村的地名。還因為錯誤多，蘿蔔快了不洗泥，所以要特別用心校正。
在校正宋版書的過程中，明朝人還發現了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很多宋版書用官府文件的背面印刷。有人發現《治平類篇》四十卷，用的都是元符和崇寧年間的公文背面。「其紙極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這算是節約紙張的環保措施嗎？
說到圖書的裝幀，有記載說，宋版書有一種蝴蝶裝，就是將印好的書頁從中對折，再把它們粘到書脊上。書一打開，彷彿無數蝴蝶的翅膀。
注意，有考證這種蝴蝶裝是不用線訂的，類似於今天的膠訂，卻更加簡潔。這樣的書頁容易脫落嗎？不會。明朝看到的宋版書，蝴蝶裝歷經數百年不脫落。原因就在於它使用的膠，是用楮樹汁、飛面、白芨末調和而成的，黏合性很強。後人還有人講到裝訂有「旋風頁」，清代學者俞樾認為，旋風頁也許就是蝴蝶裝。
說到書商，古代比較有名的一位書商，是南宋時期錢塘人陳思。很多書中都提到他。他做了一套二十卷的《寶刻叢編》，講金石文字的，收錄了不少前人著作。其中歐陽修的《集古錄》，原書缺少收錄金石作品的時間順序，再比如李清照丈夫趙明誠的《金石錄》，時間倒是很詳盡，缺少的是產地，等等。這位陳思在賣書的過程中順便搞了個大博覽，等彙集成叢編，以上種種缺陷都被他補充得差不多了。做書商做成了學問家，俞樾說，他也是一個「異人」。不過，也有人對他有不同看法。宋末元初的文學家戴表元就認為，原書有存疑，出版商為了通順，按照自己的猜測率意而改，屬於「書之一厄」。
最後說說出版界的終端——書店。在古代，書店不叫書店，有自己的名字——文字鋪，或者文籍鋪。《夢粱錄》裡就提到杭州有尹家文字鋪、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也許那時候賣書的，都是小書店、街邊攤。到了明清時代，才有了書坊一說，規模比較大了。現在賣書的地方，叫書店，甚至叫書城，有的規模超大，就是讀書的人不多。2011年，國民閱讀調查顯示，我國每年人均讀書4.35本。而以色列60本，日本40本，法國20本……我們這個文明古國，圖書行業出現得那麼早，斯文敗落，數據真有點說不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