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時間只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並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麼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裡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嗆。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繫。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里，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面。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作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面：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只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面，對另一面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裡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後，喜形於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於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裡，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做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後學的鼓勵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
解放後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面，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蕩，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槓而不知是抬槓。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槓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槓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槓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裡也表現得非常鮮明。
回國以後，我經常有機會同他接觸。他擔負的行政職務更重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海團城裡辦公，我有時候去看他，那參天的白皮松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時候他對書的愛好似乎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讓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像從前一樣，滿屋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他自然就眉飛色舞。我心裡暗暗地感到慶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諦先生能夠這樣活下去，多活上許多年，多給人民做一些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