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老師入院，由遠方趕回來，直赴病房。老師緊緊地抓住我的雙手。
我們盡談病好後，到新加坡開書畫展的事。那天他老人家心情特別好，也很精神，吩咐一直在照顧他的大哥大嫂：「等一下銚鴻來，請他帶個相機。我們來拍些照片。」
陳銚鴻醫生在這幾年勤向老師學習，師母和老師的病都由他來看，依老師所囑，把相機帶來。
我心中打了一個結，拍什麼相呢？留什麼紀念呢？
老師不大肯吃藥，說：「又不要去看戲，買票子來幹什麼？」
言下之意為反正要去，不必做多餘事。
學生姚順祥兄回答道：「老師，把票子買了，去不去看慢慢決定好了。」
老師臥在病床上，手指不停地在動，他擔心萬一醫好，雙手麻木了的話，不能寫字，和死亡不是一樣嗎？
「死亡並不可怕。」老師說，「怕的是身邊的人痛苦。師母去世之前，我一直服侍了她兩年，那種心情，的確不好受。」
他笑著望住我：「做人最好是橫死！」
「這句話怎麼講？」我們驚訝。
「你想，一些飛機意外事件，乘客在沒有時間思考和感覺之下就那麼去了，多好？做人反正一定要死，我倒希望像他們一樣忽然地離開。」
老師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逝世。
給我們留下的，最珍貴的是對藝術和做人的態度：自然大方，學無止境。這些哲學好像要花幾十年工夫才能鑽研出來，但有了老師的熏陶，道理又是很簡單。
先由基本做起，不偷工減料，便有自信。有了自信，再進一步去學習，盡了自己的力量，不取寵、不標新立異，平實樸素，就可以自然大方。我們腳踏實地，我們便有根，不用去向別人證明我們懂得多少了。那個沒有後悔的感覺，是一個多麼安詳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