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類烏托邦
繼《最後的知識分子》之後，雅各比又有兩種著作在我國翻譯出版:一種是《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另一種是《烏托邦之死: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都是關於烏托邦的論著。在一個反烏托邦時代裡重繪烏托邦的美好圖像，對學者來說實在難得，給人的感覺，恰如英里斯在《烏有鄉消息》中寫的那位航海家醒來時所說的，這是一縷溫煦的微風，帶來的是非常美好的慰藉。
雅各比將烏托邦思想區別為兩種傾向，兩個傳統:藍圖派的烏托邦主義和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用雅各比的話說，藍圖派烏托邦主義者以英吋和分鐘來規劃未來，明顯帶計劃性、規定性、支配性。莫爾的《烏托邦》、貝拉米的《回顧》，都被他劃歸為這一類型。塔爾蒙在《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中例舉的幾種，大約也當屬這類烏托邦理論。由於雅各比對烏托邦主義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所以，在辯護烏托邦的時候，他首先把納粹及晚近的恐怖主義——包括國家恐怖主義——同烏托邦劃清界限，認為兩者毫無共通之處。
讓我們看看波爾布特統治下的「紅色高棉」：農村每30至40戶辦一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飯菜統一定量；工人一級勞動力每天3罐大米，二級2.5罐，三級2罐。每人每年發給衣服2套，內衣褲2套，帽1頂，水布1條。按計劃，到1977年，每人每星期可以吃兩個水果；到1978年，將實現兩天一個水果。農田統一改造，所有田地都規定每塊大小為100平方米，勞動時必須穿統一的黑色衣服。合作社的學習規定為:每10天學習一次，每次一個半小時，1個月討論一次，每次3到4小時；每3個月召開一次大會，時間為1天。經濟方面，規定種植「戰略蔬菜園地」和「戰術蔬菜園地」：戰略蔬菜為冬瓜、南瓜、空心菜；戰術蔬菜則有青菜、菜豆角和茄子等。飲食制度方面，規定一天2頓干飯，1頓稀飯，3天一次甜食，還有，「按黨的規定有休息制度」。這些對略有經歷的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但不知這種極權主義的做法，在雅各比那裡算不算藍圖烏托邦，抑或是本來意義上的「敵托邦」 ?
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相反絕少提供可以把握的東西；關於明天，既沒有故事，也沒有圖像，它只是一種想像，一道幻影，一個夢想的空間。這樣的烏托邦主義幾乎沒有什麼內容可以描繪，甚至從根本上避免描繪，雅各比借了布洛赫的《烏托邦的精神》的開篇這樣概括它：「我存在，我們存在。這就足夠了。現在我們不得不開始了。」齊諾克在其名著《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把雅各比的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換轉為一種多元主義的描述:「在烏托邦中，將不是只有一種共同體存在，也不是只有一種生活方式。烏托邦將由各種烏托邦組成，其中有許多相當歧異的共同體，在這些共同體中，人們在不同的制度下過著不同的生活。……烏托邦是各種烏托邦的一個結構，是一個人們可以自由地聯合起來，在理想共同體中追求和實行他們自己認為好的生活觀念的地方，但在那裡，任何人都不可把自己的烏托邦觀念強加給別人。烏托邦社會是具有烏托邦精神的社會。」
齊諾克強調的是烏托邦世界中的自由與自洽，雅各比的意思同樣如此。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不同於藍圖式的烏托邦，就在於不對未來作具體的規限，因為任何規限都可能構成對自由的威脅；現實不被接受而必要代之以烏托邦者，根本原因正是侵害了公民社會的自由。所以，這樣的烏托邦，不能不把其支點從未來轉移至當下，所謂未來，實際上是關於反抗現實、顛覆現實的一種慾念，一種渴求，一種意向性；這樣的意向集中而強烈，以致實現它的全部目的，僅僅在於促使現存秩序的改變。很明顯，自由在這裡不是屬於未來的，可預約的，而是即時發生的。選擇即自由。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其要義乃在於自由反抗本身。
烏托邦是精神性的，自由精神永遠無法作強制性的統一，所以，凡思想界的異教徒，對這樣的烏托邦都不吝使用溢美之詞。
可能性第一，「現實性」第二
美國經濟學家，自由意志論者默裡·羅思巴德在一篇文章中以十九世紀的廢奴主義運動作為案例，強調未來目標的重要性，而對保守現存秩序合理性的「現實主義者」予以批評。
羅思巴德指出，不要把戰略估計與制訂目標相混淆。「首先，人們必須提出目標，在目前的例子中，就是立即廢除奴隸制度或任何其他中央集權經濟統治的壓迫。我們必須首先提出這些目標而不是考慮達到目標的可能性。」他說，目標的「現實性」只能從目標本身來考慮，而不能從如何實現它來考慮。勞埃德·加裡森是贊成廢奴的，但基於戰略上的現實主義的考慮，根本沒有料到這個目標會很快實現，所以一再宣稱廢奴是一個漸進的、緩慢的過程，號召進行持久的鬥爭。可是，後來事實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想，包括加裡森本人。奴隸制並不是逐步地，或通過如功利主義者建議採取的補償奴隸主的方式廢除的，而是一下子就廢除了。為此，加裡森為《解放者》創刊號撰寫了一篇很著名的社論，對早先漸進的態度進行了自我批判。當誠意的懺悔不能為保守主義者所接受而遭到指責時，加裡森進一步宣稱：「我需要的是周圍燃起熊熊大火，因為我周圍有太多的冰山在等待融化。」
從以上廢奴主義運動的個例中，羅思巴德總結說，如果廢奴主義者在三十年前默不作聲，該死的奴隸制度永遠也不會被廢除；就是說，如果不提出純潔的目標，就永遠不會有現成的動力，推動人們全力以赴，最終到達那裡。巴枯寧經常說，為了做到可能的事，我必須想像不可能的事。羅思巴德說的「純潔的目標」，巴枯寧說的想像中「不可能的事」，就構成了我們常說的烏托邦。
對於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烏托邦所以不可或缺，是因為它不但確立了目標和方向，還因為它的可欲性，可以喚起人們進行自由反抗和變革現實的熱情。雅各比斷言，傳統的藍圖派烏托邦主義也許會被耗盡，但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作為力量的源泉將是永存的。
革命烏托邦與人文主義傳統
關於中國的古代科學，李約瑟曾從觀念史的角度出發探究其發展一一其實是停滯一一的原因，自然也涉及到政治制度。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密爾明確表示說，民主社會的真正危險不是來自無政府狀態或是對變化的狂熱，而是一種中國式的停滯不前和凝固不變。在科學史研究方面，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烏托邦的匱缺對科學思想的萎頓的影響。
「想像力」，是晚近出現的一個跨學科的重要概念。無庸諱言，我們整個民族缺乏政治想像力，也缺乏科學想像力。在一個傳統的農耕社會裡，最為人稱道的中國式烏托邦，就是出於陶潛筆下的「桃花源」，以逃避主義體現小康的「和諧」社會。至晚清，有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及後來康有為的《大同書》。雖然夾帶一點西方文化的雜碎，但是，思想框架畢竟是儒家的、佛教的、東方的，有均等而無自由，有群體而無個人，與近代的普世價值觀念仍然相隔甚遠。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大躍進繪製藍圖時，曾作詩讚美「陶令」，倡導全國幹部閱讀的著作，就有康有為的《大同書》。
西方人的想像力，可以從荷馬史詩和古希臘羅馬神話得到最初的驗證；而希臘城邦民主制度，則成為後世烏托邦主義者的政治想像的取之不盡的源泉。如果要編一部烏托邦史，恐怕還得從柏拉圖的《理想國》算起；西方許多科學著作，其實都可以讀作烏托邦著作的。比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美國已故的政治學者萊迪·史坷拉就稱之為「一種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這位流亡者的思想，被普遍認為是隨後發生的法國大革命的燎原火種。至於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政治小冊子《共產黨宣言》就更為直接，它對未來的幻想與激情，燒紅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大半個天空。革命並非臆想的產物，但是，各式烏托邦為它提前做好臨產的準備，而且繼而推動它的出生、成長和演變，倒是歷史上的事實。可以說，只要有革命的地方就有烏托邦；或者反過來說，沒有烏托邦的地方就沒有革命。
革命不是天生邪惡的。革命是什麼?德國一名不相信烏托邦規則的烏托邦思想家古斯塔夫·蘭道爾在書中援引他對革命的一段充滿詩意的描述說：「在短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一段時間內，在一種奇特的蜂擁而至的事件中，被壓抑的人類熱情生長了起來，世界的各種可能性均得以實現一一恰似燃燒的火炬。在革命中，一切事情的進展都快得令人不可思議，就像一個從世俗的負擔中獲得了解放的熟睡者的夢那樣。」對於社會共同體來說，革命，如果不是作為自由、正義、解放的體現，它絕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獲得那般驚人的速度前進；即令少數幾個革命家拚命鞭打胯下的快馬，也將無濟於事。
在西方，伴隨烏托邦的出現，有一個人文主義的傳統在形成、延續並壯大；這樣，烏托邦的性質便有了一種內在的規定性。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烏托邦主義既有藍圖和僵化的規劃，也有反偶像崇拜的無邊的自由。在專制深處爆發革命，在革命內部形成反革命，——假若從精神的角度看，無非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烏托邦主義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相互消長或切換。除了人文主義及其傳統，沒有一種力量可以確保革命的正當性和恆久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真正的革命是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的實現，人文主義的實現。
一個反烏托邦主義傳統
然而，從頭思考革命和反革命精神談何容易!
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圖像》中有專章論反烏托邦思想，其中，現代一批知識分子精英人物如科恩、波普爾、塔爾蒙、阿倫特、伯林等，他們在揭示歷史命運的殘酷法則的同時，幾乎把這所有的罪惡和悲劇等同於烏托邦主義。在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譜繫上，雅各比指出存在著一個反烏托邦主義傳統；這些聲譽卓著的流亡學者所散佈的對烏托邦的敵意，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不斷傳來爆炸的回聲。
對於從波普爾到伯林的自由主義反烏托邦主義者的觀點，雅各比在書中做了深入的評述，強調指出，將烏托邦主義視為現代極權主義的來源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堅決捍衛烏托邦主義一一或者它的反偶像崇拜的版本，表現出了非凡的理論勇氣。
二戰以來，反烏托邦主義愈演愈烈，至二十世紀末，蘇聯解體 ，「9·11」恐怖事件等重大事體相繼發生，已然成為國內和國際間的思想主流。但是，應當看到，堅持烏托邦理想的知識分子仍不乏其人。針對當代對烏托邦主義的敵對觀點，曾任美國政治科學協會主席的史珂拉公開聲明說，她不想加入這種反烏托邦大合唱的隊伍之中。正如她評述說的那樣，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就有災難預言者斷言，每一次烏托邦旅程的終點都會出現雅各賓主義和斷頭台，任何革命都注定以專制統治結束。她指出，這種論斷是沒有根據的，烏托邦在這裡作為恐嚇、威脅以及誹謗對於的方式被誤用了。她進一步說，這種害怕改變現狀併力求結束烏托邦的態度，將使積極的政治思想不復存在，即使所謂的改革能夠繼續，也是喪失政治活力的。現在，任何人都渴望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她據此反覆強調，如果人們確實渴望，那麼烏托邦是非常有用的，或許是絕對必要的。
中國:烏托邦與反烏托邦
中國原來就是一個缺少烏托邦理想的國度，在經歷過浩劫和悲劇性事件之後，烏托邦的完美圖像在國人心目中幾乎完全消失了。
如果說，我們在二十世紀後期曾經製造過烏托邦的話，那麼大抵是「藍圖」傳統的烏托邦。所謂藍圖，除了規定細節之外，還有絕對的、普遍覆蓋的一面，實際上同樣體現為一種強制性。反烏托邦，倘是反藍圖式的烏托邦，如小說《我們》、《1984》、《美麗新世界》等反極權主義、科學主義那樣的烏托邦，其實質與雅各比所稱的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是一致的。問題是，我們連後者也給反掉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海內外評價晚年毛澤東的時候，大都歸結到他的「烏托邦主義」,並加以否定。在我們的專家看來，「三面紅旗」中如公共食堂、大煉鋼鐵、除四害、放「衛星」等等，所有荒誕的藍圖都被歸納為毛澤東的詩人的浪漫主義；甚至對文化大革命，也作出同樣的烏托邦式的闡釋。不可思議的是，曾被稱為「新左派」的一些人物至今仍然製造毛澤東神話，美化他晚年的政治理論和實踐，把六七十年代描繪為陽光燦爛的日子，重建藍圖烏托邦。雅各比說的「藍圖」，所指除了未來的維度，還包括對過往歷史的重新闡釋。我們的學者有所謂的「通三統」，就複製了毛澤東的藍圖的部分內容，把傳統文化同現代文化捏合到一起；此間，還提出「儒教社會主義國家」的烏托邦概念，說到底仍舊在於維護等級與威權。
在西方，當自由主義者蛻變為保守主義者之後，尚有可取之處在於，他們保守的仍然是自由的殘留物。而東方的保守主義者，則只能淪為專制主義的合法繼承人，因為在這裡，並沒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資源可供消費，有的只是數千年一貫的封建王朝統治及其意識形態而已。相當一段時期以來，我們習慣於把這種意識形態稱作「傳統文化」，而極力加以維護。九十年代，學者乘潮而起，試圖顛覆五四，最響亮的口號是反「激進主義」。由此產生更荒誕的比附，就是把五四同文革聯繫起來，說是五四開了文革的先河。五四時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創世紀」，這時，一切價值被重估，偶像破壞，個性解放，思想多元；其關於「自治」的核心思想及行動原則，對於解構傳統的「家天下」及威權主義，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文革，則是徹底的「一元主義」統治，是被組織，被操縱，表面上看起來頗具無政府主義色彩，實際上是高度集權。紅衛兵運動之後，塵埃落定，「全面專政」的本質就看得更清楚了。五四是十足的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相反文革是狂熱的偶像崇拜，崇拜領袖，崇拜集體，崇拜國家。反對五四的烏托邦主義，不管願意與否，其實都在努力恢復傳統烏托邦的「藍圖」規制而已。
上世紀後期經濟改革啟動，而相應的政治改革闕如，致使精神的真空只能由無盡的物慾去填補。與國家意識形態反覆宣傳的「穩定性」相對應，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普遍的新的價值標準。整個時代的特徵不能不是反烏托邦主義的。
烏托邦精神就是對現實的批判、否定和改寫；失去了烏托邦，便意味著對現實的僕役般的忍從。可是，而今誰來構建烏托邦——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
烏托邦與知識分子的命運一致性
用語言建造烏托邦的人，大抵是知識分子，或是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家。可以推定，政治家和帶有權力意欲的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是藍圖派的烏托邦，而獨立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是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藍圖派的烏托邦著眼於體制和秩序，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則更多地關乎平等、公正、個人自由和權利、個體的潛能和價值，還有夢想和幸福的個人體驗。在藍圖式烏托邦裡，權力是無邊的，自由是被賜予的、有限的、可控的；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整全性，純粹性、徹底性。在被稱為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裡，自由是無限的，相反權力是有限的；所以，它是反獨斷，反規範，反統一的，呈現的是一種多元的結構，永遠處於不斷變動著的、開放的態勢之中。
政治家一旦執掌權力之後，隨即把藍圖式烏托邦從天上搬到人間。這時，藍圖固有的強制性凸顯出來，權力元素被大大強化。烏托邦變成了反烏托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當權的政治家除了實踐其政治藍圖之外，還必須設法維護藍圖的惟一合法性，而不再允許別的烏托邦在世界上存在。所以，那些喜歡幻想的詩人、作家、尤其是自由知識分子，往往會被視作持不同政見者，因為烏托邦的緣故而遭到滅頂之災。超級的國家強權烏托邦剿滅了所有大大小小異己的烏托邦夢想，尤其是那些反偶像崇拜的不馴服分子。用雅各比的話說，「烏托邦死了」。
烏托邦之死，就是知識分子之死。烏托邦的命運同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始終聯繫在一起的。
知識分子之所以為知識分子，首先在於它的獨立性。作為一名流亡者，曼海姆堅持關於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的觀點，他把知識分子的不穩定性轉化為一種優點來認識，反對給知識分子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同時，他也不認同把知識分子劃歸工人階級的做法。他認為，知識分子是「處在兩個階級之間的」，是一種無所屬的自由漂浮的狀態。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有可能具備一種觀察世界的「總體性視角」，能夠在漆黑的夜晚中扮演「守夜者」的角色。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班達出版了《知識分子的背叛》，把知識分子忠實於普遍的真理和社會正義當成一種精神使命。但是，他指出，源於「德雷福斯事件」的這一知識分子傳統正在終結，他們為所在的特定的國家、階級、種族的利益服務，甚至成為愚蠢的民族主義的辯護士，喪失了應有的普遍的價值觀和使命感。
雅各比在書中強調了這一觀點，指出在二十世紀末，知識分子已經從邊緣走向中心，變得越來越體制化、職業化和商業化；曼海姆那種認為知識分子是獨立的、無家可歸的觀念已經為知識分子是依賴的、附屬的、有機聯繫著的這一洞見所取代。經濟和社會潮流如何影響了知識分子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對於日益市場化的中國來說，問題似乎變得更為嚴峻。體制化對於我們的知識者來說，可能不如西方的明顯，因為我們的政治文化體制迄今並無實質性的改變，所謂「自由作家」、「獨立學者」由來極為罕見。但是，自九十年代之後，知識者爭取進入機關、高校的傾向無疑更為明顯，學院知識分子關於專業化的呼聲也更為高漲，結合社會上一些文化名流的諸如「躲避崇高」之類的犬儒化的吁求，整體上在體制內謀取一種穩定性和優越感。用俄羅斯學者雷達裡赫的概念來說，這就叫「積極的不自由」。沒有文化理想固不待言，其實連專業的進取心也沒有，看抄襲之風盛行可以知道，功利主義如何覆蓋了中國的知識界。
失去了洞察力、想像力和創造力，就失去了知識分子，失去了烏托邦。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結尾，曼海姆也指出：「烏托邦的消失導致了事物的一種停滯狀態，人類自身在這種狀態中僅僅成為一個物。」他說，隨著烏托邦的廢除，人類也喪失了建構歷史的意志，歷史也將因此停止，成為盲目的命運。
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各種世界事件與時代精神同烏托邦精神是有衝突的。
雅各比描述說，在漫長的二十世紀，烏托邦觀念只有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現過瞬間的盛況，但是在今天，「全世界的烏托邦精神已經死亡或被放棄了。」他指出，現時代最大的危險就是功利主義。他說，功利主義總是在削弱著精神或文化，它不僅僅妨礙生活，還通過將理性局限於利害計算而在現實中支持順從。每個人都成了實在論者，不關心政治，放棄長遠的目標；沒有敬畏之物，沒有對目的的思考，唯有對達到目的的手段感興趣；摒棄絕對正義，摒棄關於人類休戚與共和幸福的理想，沒有想像力，或精想像力還原為一種奴役狀態，僅僅憑本能或經驗，便相信眼前的社會是唯一可能的社會！
雅各比問道:怎麼辦呢?我們將做什麼呢?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他接著回答說：「在政治讓位、疲軟的時代，烏托邦精神依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必要。」擺在眼前的最緊迫、最簡單的工作，就是恢復烏托邦衝動，恢復想像力，想像生活與社會的其他可能性，一一他確信，這是構成做點事情的本質性前提。
打破現實性，想像可能性，——事情真的有如此重要嗎?是的。雅各比說：「歷史總是比它最勤奮的學生更有智慧。」他在著作的末尾舉了兩個來自上世紀的歷史的實例:一個是六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大學生造反運動，幾乎沒有任何先兆就爆發了風暴；另一個是1989年蘇聯的迅速解體，連最謹慎的觀察家也認為，這個致命的帝國至少還將持續存在幾十年。——結果如何?雅各比最後問道：「誰能夠說未來會不會保持類似的驚奇呢? 」
2010年5月26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