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以文字符號構築的形而上世界。在這裡，人類的汪洋動盪的情感，富於彈性的思想，糾纏無已的人際關係，大抵被抽像演繹為條狀物，塊狀物，而且極為規整。沒有水，也沒有溫度。只有極少數可以通過閱讀還原，在可供咀嚼的人生的意義上，依然保留著一份心靈的慰藉和鼓舞的熱情。
可是，在學者的著述中，這種情況是罕見的。
對於學者，心靈的有無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唯靠大腦工作。典型的學者則是囤積型人物，專事傳統知識的積累，頂多在此基礎上再增添一些知識和無用的雜物。他們的書籍是枯燥乏味的，因為他們感受中的世界本來就是一片死寂。中國古代學者皓首窮經，搜剔爬梳，競相註釋，無奈距實人生太遠。魯迅建議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實乃大義存焉。西方的學者如何呢？就說海德格爾及其《存在與時間》罷。書中關於「存在」的闡釋，在「知識譜系」中不無創意，但是究竟是學者為學者而寫的東西，結果既冗長又晦澀。是不是一定不可以寫得更簡豁一點呢？許多大學者大翻譯家閱讀此書亦大觸霉頭，只是礙於體面，不便提出這樣一個相當於小學生的問題罷了。海德格爾本來不是亞里士多德那類天性乏味的人物，他像柏拉圖和黑格爾一樣，精神存在本身就混有哲學和詩的成分。可是直到暮年，他才彷彿有所悟，走出哲學的白房間，尋找所謂詩意的棲居。此前，其實是邏各斯的奴隸。知識及其系統陳述為學術所必需，堂堂學者教授，豈能為一種詩意的存在而拋卻學界的尊榮？睿智如海德格爾尚如此，遑論其他。
所以，中國二十四史，喜讀者唯有《史記》。畢竟太史公的「發憤」之作。確不同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其餘史家。外國史書，我寧願讀布洛赫的薄薄一本《歷史學家的技藝》，也不願啃一些大部頭。即使大部頭，也寧願讀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而不願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雖然前者也力圖建構體系，且不嚴謹，大而失當，但是裡面卻貫穿著一種焦灼感，使人感覺到火焰的隱隱的燃燒。存在主義哲學無論如何要比邏輯分析哲學讓人親近。在移譯過來的幾十種著作中，我尤喜烏納穆諾的《生命的悲劇意識》。觀念為詩意所消融，悲愴而且高揚，都因為來自生命的內部。經濟學家的東西也未嘗不好讀，比如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便極為警策。關於熊彼特，我雖粗略翻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仍可以在沙丘間不斷發現綠洲。凡勃倫的「使人不安的研究精神」使我神往不已，他的《有閒階級論》，哪裡像經濟學者的著作呢？優秀的學者大抵不像學者，正如優秀的著作往往不符合「學術規範」一樣。學術必須有思想，而思想又必須是不安分的，潑剌的，挑戰社會的。如果只是順順當當地把讀者領進知識的圍城，沒有空曠地可容自由散步，跑馬，格鬥，那麼從書中失去的肯定要比得到的還要大得多。
一般而言，文學著作會比學術著作更加接近心靈。古往今來，不少作家詩人，因為心靈相通，而共時性地成了兄弟般的存在。然而，究詰起來，也未必盡然。我們不妨比較一下經典作品。《紅樓夢》與《金瓶梅》都是寫的男女之事，前者卻有作者的深沉的寄托，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而後者是沒有這些的，僅見描寫的手段而已。再看《阿Q正傳》和《子夜》。它們各各為中國近現代農村和都市寫真，前者是連作者也「燒」了進去的；而後者，作者分明在隔岸觀火，圖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的性質，此中情感，波瀾不興。
我喜歡讀戰士的書。這類書完全不為學術藝文之類的形式所羈限，沒有牧師或導師的說教。因為無視權威的存在，故而有著平民的品格，即使揭示真理，也是為心靈所感受的。它們真誠，質樸，充滿自由的思想。思想與真理不同。真理可能退化為教條，為宗教；而思想呈未完成式，所以不能。這類書摒絕了犬儒式的機智，紳士的雍容，逸士的雅致，才子的瀟灑；一切陳腐的、僵化的、大而無當的，都與它們無緣。作為作者的掙扎與搏鬥的人生記錄，它們將通過閱讀，走向新的人生實踐。它們對我們所以變得特別寶貴，是因為能夠給我們以愛，以奮鬥的渴求，和獨立支持的勇氣。當然，戰士未必一定要荷槍實彈。思想戰士也是戰士，而且在數量上說，是世間更為稀有的戰士。中世紀以來，布魯諾，葛蘭西，易卜生，彌爾頓，惠特曼，盧梭，狄德羅，薩特，福柯，海涅，盧森堡，愛因斯坦，赫爾岑，別林斯基，魯迅，他們——其實是短短的一串名字——都是我所熱愛的。
這是一批為熱血所培育的具有特殊氣質的人物。他們的人生是熱烈的，所以，書也是熱烈的。
199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