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藝出版社的高為先生在電話裡說要編一套叢書，約我自選一種。對於叢書，我有一種近乎恐懼的心理，因為不知道自己將被編入怎樣的組織之中。當然這是可笑的。思想和文字，說到底具有私人性質，無法混同於他人。猶豫之際，閃電似的掠過種種自私的打算；其中之一是，從前發表的文稿多蒙了斧鋸之災，希望趁此機會，可以盡量地恢復原先的面貌。
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事情了。記得「清污」期間，我有一個詩集在工廠裡排印，因遭本人挨批之累，被臨時撤下來重新加以審查。待到宣佈可以出版，已經砍去多篇；在僥倖存留的篇什裡，也有個別全然不見了尾巴的。最荒誕者，就是這類操刀的事情，有些竟由我親自去做。一如白居易所敘的折臂翁的故事。對個人——既是損害者，又是被損害者——來說實在意義非小，可堪回首。及後編書作文，也還常常遇到這種情形，只是程度不等罷了。去年為滬地出版的一套譯著做的序文，便幾乎被砍掉了所有關於知識分子批判的內容，改動之處也弄得不明不白，毫不顧及「上下文」，有的竟至於詞句不通或者意義相反。不忍卒讀之餘，曾經在電話裡抗議過一回，沒法子想，只好嘗試著將原文寄至豫地的一家雜誌社去。回想起來，當時好像頗有點訴訟的味道，狀紙呈到衙門去以後，便一心等待著冤情大白於天下的一天。不出兩個月，文章居然一字不易地全給登出來了。
真個是「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標準在哪裡呢？如果說文字果真存在什麼危險的性質的話，那麼，為什麼更換了一批眼睛，審視的結果竟會是如此可靠安全？可見我們寫在憲法上的「出版自由」，其界限，確乎比擁有審查資格的諸公的尺碼要寬泛得多。
再過兩個年頭，據說將是二十一世紀。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算起，一部出版史，也不算十分久遠。以世紀論，尚不過簡單的兩位數，然而世事畢竟經過了許多迴旋，積累得一定的進步了。別的不說，至少像「反胡風」和「反右」那樣驅浩浩蕩蕩百十萬之眾的一幕，想當不會重演的吧？「思想」這東西，曾經使多少人萬劫不復，今天卻可以製作成商品，擺到書架子上穩穩當當地賣錢。而這，對於所謂的「思想者」，倒也不失為一種幸福。
編書的事就這樣應承下來了。
1998年末梢，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