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歲月中，沒有任何比荊冠更可愛、更美麗的東西……
——涅克拉索夫《母親》
1
人生苦短，竟都頑強地致力於一種保存；窮達賢愚，概莫能外。
有這樣一具病弱之軀，從來未曾嘗受過青春的歡樂，便已屆垂暮之年。對於這生命，大約他也有著不祥的預感的吧，臨出遠門的時候，這樣對他的父親說道：
「父親，我活了三十五歲，除了三本筆記，再沒有什麼可以存留的了。您為我好生放著，或許將來會有點用處……」
第二年，他就死掉了。
闊人保存的是權杖、華宮、珠玉，美女，甚至屍體；而他保存的，唯幾個小本子而已。
2
張中曉——
倘使不是一隻扭轉乾坤的大手把這個名字寫進一條叫作「按語」的東西中去，世界上不會有人知道他。
當然這是一種假設。倘使名字與手無關，他根本不可能成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要犯，於是也就不必坐牢，不必承受後來的種種災難；他會成為一位權威理論家，以等身著作贏得人們的妒羨。但當然，這也是一種假設。一旦脫離了人生戰鬥而僅僅滿足於符號概念的擺弄，所謂理論家者，充其量只配是一隻雄視闊步的火雞，決不會成為鷹隼的。
3
張中曉是鷹隼。雖然失去了在世間搏擊的機會，但是，他擁有另一幅天空：三個筆記本便是他的羽翼，為他留下掙扎著飛行的帶血的記錄。
由於在那場著名的圍獵中被猝然擊中，他的目光變得更加銳敏了。從地面的草叢到天際的雲翳，他都逐一地搜尋過；他必須學會從風聲中聽到弓弦的顫響，從陽光的飛瀑中看到羽箭的閃光。他從傷口中發現世界。世界呈環形包圍他，重重疊疊，他便往不同的方位切入，直達事物的內質，並從中找到一種可怕的網狀的關聯。形而上學在哲學家那裡是一枚晶瑩剔透的水晶球，而在他這裡，則緊連著自身的生命，稍稍剝離，便見血肉模糊……
他喜談政治，而且幾乎一定是古代政治。在他那裡，好像距古代更近一些。關於政治，所談的範圍似乎頗偏狹，完全集中到政治哲學，尤其政治道德方面。他總是不忘把政治同權力聯繫起來，而權力是惡的：不是強暴，就是虛偽，即所謂霸道與王道。其實，兩者都是同樣通過對個人自由的干預來維持「天下太平」的。他說道，政治的道德性存在於純粹理性領域，而在實際運作中，就只餘流氓的跋扈了。
至於經濟方面，他極少觸及，最注目的一處是：「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說由於沉迷於抽像之中，忘記了人，忘記了領有並應該相授一切財富的人。」各種經濟學說，無非環繞數學和邏輯推演，沒有誰用如此簡潔而豐饒的字眼來加以表述：人。在五十年代後期，這個批判性結論無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但是它藏在一個語言的鐵殼裡面，沉默至今，而仍舊無人知曉。有一個叫沙夫的東歐人，十年二十年以後，同樣以「人」作為一種體系哲學的中心來建構他的理論，那結果，居然震動了大半個世界！
文化問題一樣是人的問題。不同於學者的是，張中曉沒有把文化看成是無所不包的自在的生成物，而是視作不同文化群體自為的和互動的過程。他特別重視國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人們的恐懼、盲動、謹慎、溫和、折衷、順從等等，在他看來，都是統治集團的強迫主義和愚民政策的產物。這中間，當然也還有文人集團的參與。他對先秦諸子如申韓老莊一流的批判，用的簡直是庖丁刀法，洗練而深刻。他認為，中國的古文化，無論如何智慧和高超，要害是沒有通過個人，也即在於扼殺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對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
還有哲學、宗教、藝術、美，議論所及，都是歷史的陳跡。一個狂熱而荒蕪的時代，在他的字行中間一下子跳過去了。簡直不存在一點具體的面影。然而，那文字，卻又都處處喚起我們關於自己的曾經活過的記憶。
對於張中曉，寫作是苦難的歷程，或者可以說是絕望的煎熬。不要說帶著凋殘的肺葉執筆，備受生理的痛苦；也不要說作為戴罪之身，十面埋伏，動輒得咎；即使歷盡艱辛寫將下來，結果還得像陳寅恪說的「蓋棺有期，出版無日」。思想是現實的產物，它的生命，全在於參與現實的改造，而要像藏匿的文物一般等待未來的發掘，則遠違了創造的初衷，失去其固有的意義了。更何況，思想過的東西未必都能寫出；而寫出來的思想，又往往因為要迴避危險而必須銼減原來的鋒芒呢！
幸好還有鋒芒！
4
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活，人是很容易墮落為獸的，像張中曉這樣備受輿論的打擊、鐐拷的拘囚、親人的歧視與疾病的折磨者，很難想像不會變得浮躁、乖僻、頹喪、不近人情。
然而，聖徒就是聖徒，魔鬼就是魔鬼。
他的思想確實具有火和金屬的性質，但至剛至烈處，乃有水一樣的至愛柔情。他愛人類，即使遭到棄絕，這份深沉的情感依然支持著他，直到生命終結。所以，他才不斷重複地說到道德，說到良知，說到使命和責任。在一個陷於仇殺的時代裡，有誰向我們說過這一切呢？而我們，又何曾想到過向自己和可望得救的子孫負責？
這個虔誠的道德論者，人成了他唯一的信仰。他的目光，總是犀利地穿透把人抽像化了的虛偽的群體結構而投向個人，複雜的生命個體。他譴責歷史上無數顯赫的帝國的罪惡，正在於它們以國家的至高無上的利益吞噬了個人的存在。他說：「一個美好的社會不是對於國家的尊重，而是來自個人的自由發展。」他對中土玄學的批判，也正因為它以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消滅個人自己；他認為，申韓的功利的原則是毀滅道德性的，而莊子的下賤的原則，則從另一形式放逐了道德性，結果泯滅了「人生的莊嚴感」。
人即個人。個人是不容褻瀆的，然而竟遭到了褻瀆！於是，他面壁呼籲建立「道德的民主」：在對於人性有獲得個人自由的能力的基礎上，關懷他人，尊重他人，以期獲得基於和諧而不是基於脅迫的社會穩定性。「道德的民主」這個概念，純屬於他的創造；而作為烏托邦思想，卻早已在人類的夢境中艱難輾轉了幾千年！
在論及「道德的民主」時，張中曉特別對「容忍」和「仁慈」作了比較。他認為，仁慈是一種恩賜，而恩賜是反道德的；容忍是人對人的關係，完全出於自由的心情。但是，主張容忍，並不排除正義的憎惡和對壓力的反抗；不然，人性的道德就會變得萎軟無力。事實上，多年以來，人道主義本身不就是一隻極力逃避追捕的左右奔突的驚怯的兔子嗎！
5
就在周圍接連不斷的鼓角聲中，張中曉伏在黑暗裡寫下這一切：他的沉思，他的冥想。作為戰士，他失去了戰場；作為演員，他沒有觀眾。而作為人，也不能過正常的生活，剩下的權利，就只有呼吸和思想了。
因為思想，所以活著。——這是思想者的驕傲呢，抑或思想者的悲哀？
6
我知道張中曉為什麼要著意保存三個筆記本了。作為生命個體，那是思想剩下的最後的灰燼，所謂「此在」的唯一可靠的證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青年知識者。他純淨、正直、熱情，結果因追求真理並有所洩露而罹禍。在一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度裡，思想犯所受的懲罰，並不比政治犯或刑事犯更輕一些。只是，他沒有向命運屈服；在極度艱難中，終於為自己掙到了一截短暫的生命。就憑著這慘淡的生命之光，他堅持寫滿了三個用碎紙片裝訂成冊的筆記本。其實，那是三本書稿：《無夢樓文史筆記》、《狹路集》、《拾荒集》。
如果沒有了這三個本子，我們知道張中曉什麼呢？要徹底地消滅一個人，實在是太容易了！
7
我讀著友人從這三個本子中編選出來的文字，如同讀他生前為自己寫下的墓碣文。記得其中有這樣一段：
只要真正的探索過，激動過，就會在心靈中保存起來，當惡魔向你襲擊，它就會進行抵抗。即使狂風和灰土把你埋沒了，但決不會完全淡忘，當精神的光明來臨，你的生命就會更大的活躍。
作為精神實體完成的人，他已經作出了偉大的工作。他超過了神。而神是什麼呢？神不過是愚蠢的人們出於膽怯和無知，根據頭人的模樣虛擬出來的一個偶像罷了。
1993年秋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