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西方藝術家說：生活分為兩種，一種叫作悲慘的生活，另一種叫作非常悲慘的生活。怎麼辦呢？他說：藝術可使我們避開後一種。東方思想更是有這樣的意思：生即是苦，苦即是生。總之人只要活著，困苦就是逃不脫的。東方、西方本處同一星球，於此不謀而合當在情理之中。
那麼死呢？死，能否逃脫這苦難的處境？比如說，給它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行不？說說行，想想更行，但你信不信，其實不行？除非你能從「生」逃進「死」，從「有」進入「無」。
什麼，這簡單？那你就先說說怎麼從「有」進入「無」吧。「無」在哪兒？「無」即沒有，你可怎麼進入一個沒有的地方呢？好吧，就算你真的進入了，可隨之那兒就不再是「無」了，而必呈現為另一種狀態的「有」。所以，出生入死也就無望——「死」要麼是另一種形式的「生」，要麼就得是「無」，而「無」我們已經說過了是沒有的。
這便是人的處境，在苦逃！問題在於：面對一條難逃之路，是歌而舞之、思而問之地走好呢，還是渾渾噩噩、罵罵咧咧地走好？
無論怎麼走吧，似乎都還有著無奈的成分。是呀，即便大哲尼采的「酒神精神」，其中也可見此無奈。不過，為啥無奈你可想過？想想吧。一定還是有個企盼不肯放棄：終點。一定還是有種疑慮不能消除：走到哪兒算個頭兒呢？這可真是此在生命的邏輯給我們留下的頑固遺產。其實呢，有誰看見過「頭兒」嗎？終點，若非無，就不能算是終點；若是無，那就還是沒有的呀，兄弟！放棄你那頑固的遺產吧，或把它再擴展一步：永遠的道路，難道不比走到了頭兒好得多？
所以生命也分為兩種：一種叫作有限的身在，一種叫作無限的行魂。聰明人已經看見了樂觀的根據。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