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好人，也叫濫好人，曾經是個溫和的貶義詞，如今偏向中性，但從來不是褒獎。溫和，是說它並不直接表露敵意；曾經呢，則尤其讓人想起那個階級鬥爭大行其道的年代。
「好人」應屬讚美，怎麼加上個「老」字就變了味兒呢？其曲折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在這個紛爭不斷的世界上，你可以一時一域被讚揚，怎麼可能老被讚揚？可以被此一類人稱道，怎會也被彼一類人稱道？我就曾親聞一老好人被溫和地質問：怎麼好人壞人都說你好呢？問得他只有施展其老好人的獨門功夫——一臉的愧笑。因此有理由懷疑他善詭計。有理由，也有證據嗎？人無完人便是證據。或者說，人無完人，所以證據是一定會有的。
一個人，所以做成了老好人，是經由了一條怎樣的心理路徑呢？我猜，人們從來都是知道的。為什麼？因為幾乎沒人願意去觸動那一條路徑上的迷障。比如我，我就是在敢於知道的那一刻才知道：其實我從來就是知道的。
忘記是在哪一處大雅之堂了，正中的匾額上四個大字：一團和氣。一望之下竟讓我悲喜交加：好哇好哇，原來這話不單可以用於譏諷、警告和批判，還可以是堂堂正正的倡導！於是我第一次敢於有了為老好人辯護的衝動：人們指責於老好人的，以及老好人從小到大的盼願，不就是這個「一團和氣」嗎？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嗎？比如像兒時那樣「排排坐，吃果果」，人人對人人都懷有一份羨慕，並一份祝賀。為了一團和氣，老好人是情願於中出些拙力的——掩蓋矛盾，粉飾太平，兩頭兒說好話，甚至於不惜替別人撒點兒謊、做點兒弊，又甚至於這謊與弊都不夠周全，倒讓自己一回回落得尷尬。比如說S吧，就曾把友人A對友人B的惡語改裝成友人A給友人B的些許建議，而後轉達。就我所知，B聽後火氣頓減，S就勢再淋些水上去，雖不能徹底澆滅B的怒火，可待其反饋到A時，已是絲絲地釋放著暖意了。然而，事後A與B難免碰面，你一言我一語終於發現情況並不似此前的轉達與反饋，火氣於是再度攀升，怒目便一齊瞄準了S——這個倒霉的老好人。
老好人與諂媚者不同，雖說也難免行些逢迎之事，但都不是計謀，尤其沒有對權力與物利的期冀，否則人們會直接叫他壞人的。老好人所以又不同於善詭計者，因其有著自守的道德底線：絕不存害人之心，即便逢迎，也只為營造一團和氣，藉以保護自己和親人的一份幸福，或僅僅是平安。而這就造成他的一個致命缺點：軟弱。進而又為他打造出一份劣跡：不敢堅持真理。至於那種「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者，則只能算作極度的自私自利，並不在老好人的範圍。
人們不直接說他們是壞人，又不直接說他們是好人，偏不嫌麻煩地創造出「老好人」一詞來，想必多有深意。
首先，老好人之平生所願，實在是平凡、平常、平庸之至，既無效聖賢之願，又無做英雄之膽，當然也不存強梁、流寇之禍心。平凡若此，怎又會惹人注目起來呢——譬如那獨享的稱號竟廣泛並恆久地傳揚？想來原因約在：不知自何日始，眾多人定的真理與正義紛紛強大並呈敵我之勢，遂令膽識俱乏的凡夫俗子們常陷迷惘與懼怕，只好以孱弱的笑臉左右支撐（逢迎）；這便惹得「好人」和「壞人」都看他們是另類，因而雙方的意見於此竟難得地統一起來：加個「老」字給他們吧，以示區分。
至此有了三個問題：1.無論是「好人壞人都說你好」，還是「好人壞人都看他們是另類」，這「好人」與「壞人」先要由誰和根據什麼來認定？2.那個「老」字，何故偏偏是加在了「好人」而不是「壞人」的頭上呢——比如「老壞人」？3.老好人的愧笑，愧於何因？這些問題容後再想。
還有個問題：是軟弱的本性使得老好人立場不明呢？還是生性不喜歡門門派派、更弄不大懂種種主義，才造成了老好人的軟弱？這也先不管他吧，只問：老好人的信奉是什麼？別說沒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行徑都必有其信奉的支撐。撥開重重迷障，或掘開層層愧笑去看其深處的埋藏，你會發現，老好人唯本能地傾向著一個自明的——但並非是說他自己早已明晰的——真理：愛。比如父母之愛，兄弟姐妹之愛，夫妻或戀人之愛，總之是親人之愛。這樣的愛狹隘嗎？好吧，就算仍難免有些狹隘，可一切偉大的愛難道不是由此發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一聖賢之言不單道出了愛的博大，也道出了愛之涓細的源頭。我不信，連至親至愛都可以凜然棄之者，能有什麼偉大的愛。
我屢屢設想過叛徒的處境與原由，有些比較容易甄辨曲直，從而取捨歸棄也自明朗，但更多的卻是迷濛晦暗——觀其情也真，察其心也善，然其處境卻是進退維谷；即便讓我這局外人冷靜地選擇——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危吾危以及人之危——也仍是百思難取所歸。故常自暗謝天地——謝那個任誰也拿捏不準的偶然性，慶幸著危難未臨於我，否則就怕於某史猶豫之際，這世上早又多出了一個叛徒。
唉唉，一切理論之於實際都太蒼白，一切理性之於真正的疑難都太無奈，很多時候我們只有仰天祈禱，而難有實際作為。
祈禱什麼呢？那就先得問：真正的疑難是什麼？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違背國王「按律法與正義」所頒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個哥哥，但這樣，她就會跟她這個哥哥一樣成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勸她：「你這樣大膽嗎，在克瑞昂頒布禁令之後？」安提戈涅回答：「他沒有權力阻止我同我的親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這樣做的可怕後果，而後說：「我們處在強者的控制下，只好服從這道命令。」姐姐說：「（那）你就藐視諸神所珍視的東西吧。」伊斯墨涅說：「我並不藐視諸神所珍視的東西，只是沒有力量和城邦對抗。」安提戈涅說：「你可以這樣推托……（但）我會恨你，死者也會恨你……讓我和我的魯莽為擔當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會遭受比卑賤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後，妹妹伊斯墨涅對姐姐安提戈涅說：「如果你想去（做）的話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這一去雖是魯莽，你的親人卻認為你是可愛的。」
一邊是親情，是神所珍視的東西，一邊是人定的律法與正義，是成為叛徒的可怕後果，你怎樣取捨？這樣的疑難古今中外多有發生。
安提戈涅立場堅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國王克瑞昂的立場也很堅定，並具正義之名。可伊斯墨涅怎麼辦？毫無疑問，她將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賤地死，並且卑賤地生。因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樣藐視諸神所珍視的東西，又沒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樣與城邦對抗，因而她要麼是背叛城邦，要麼是藐視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禱，她（以及老好人）會祈禱什麼？咳，我自己就這樣祈禱過呀——當我發現某史很可能為人間增加一個叛徒之時，我曾屢屢祈禱：讓人人都對人人懷有愛意吧，讓人人——包括那個克瑞昂——都能夠珍視神所珍視的東西吧！那樣，就既沒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險，也沒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難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劇，並不是因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的要求之間產生的衝突。使這部戲成為悲劇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劇在於他的感受力。」（《希臘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東西等於沒有，不被發現的衝突則不能進入靈魂的考問，而只有這樣的感受力使悲劇誕生，使靈魂成長。
這樣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劇。「黑格爾說，悲劇唯一的主題是精神鬥爭，而且鬥爭中的兩種精神都引起我們的同情。」（《希臘精神》）伊斯墨涅的處境更加引發我們的這種同情，更能喚醒我們的感受力；或者說，伊斯墨涅才是這部戲中最具悲劇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將處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這便使每一個誠實的人都要設身處地於一些嚴酷的選擇，或令每一顆誠實的心都處在了伊斯墨涅的位置。譬如當神的珍愛與人的律法相悖之時，或愛與正義發生了衝突，你將怎樣取捨？譬如一邊是至愛親朋的受苦，甚至慘死，一邊是城邦（或組織）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罵名，你怎樣取捨？又譬如，在諾曼底登陸前夜，為使德軍不知盟軍已然破譯了他們的密碼，故當盟軍獲悉德軍即將轟炸某城市時，卻對那城市的居民隱瞞了消息，以致更多的人死於那次轟炸——對此，又當怎樣評價？
我不知道。我說過了，如是疑難讓我百思難取所歸。譬如一場戰爭，一個平頭百姓只可能判斷其正義與非正義，斷無就其戰略、戰術以及情報的可靠與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對的能力。不過，話還是說大了——你真能判斷出正義與非正義嗎？若雙方均稱佔有「真理」和「正義」，並都拿出了縝密的理論支持或「神授」的證據，你將何棄何歸？抑或，那就反對一切戰爭嗎？可是，若一殘暴勢力（如法西斯）欲滅你的族群呢？唔，那當然不行！是呀，這一回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不」了。但是，什麼理由呢？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即神所珍視的東西：愛！
我終於知道我能夠知道什麼了。我終於確信我能夠確信什麼了。我終於看清，一個平頭百姓，乃至一些自詡為「家」的人，能夠辨認並確信的，只有那個自明的真理。新聞可以虛假，情報可有疏漏，理論尤其會仗勢欺人，唯神所珍視的東西是牢靠的依憑。然後還要警惕：萬勿在那「愛」字前後摻入自製的使用說明，相反，要以神所珍視的，去比照和監督人所制定的。
但這有用嗎？人間的困苦與疑難，能因這愛的祈禱而消滅嗎？但是，有和沒有愛的祈禱，後果是大不一樣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東西會隨之大不一樣。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與正義，則難免還是「真理戰勝真理，子彈射中子彈」。
困苦使人祈禱。疑難使人求助於愛。而「果敢」的人們多是感受不到疑難的，故也無須這愛的祈禱，他們只要鮮明的立場就夠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場。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場。安提戈涅一方面說「我的天性不喜歡跟著人恨，而更喜歡跟著人愛」，一方面又對伊斯墨涅說「我會恨你，死者也會恨你」。什麼原因使她前後矛盾？還是立場，鮮明的家族立場——她的諸神還遠非博愛的基督。
「因為『神—人』釘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使基督教邁向了一種以愛和自由的神秘關聯為核心的倫理宗教。上帝捨了自己的兒子，為世人開闢了成聖與稱義的道路。」（李猛《愛與正義》）
但並不是說，種種人定的真理與正義就該廢除，而是說所有這些東西，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愛，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啟示。是呀，神子是猶豫的：「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聖經·馬可福音14：36》）
倘若「正義」凜然卻無憐愛之心，總是以「我的意思」來斷人間的案，感受力必會遭受致命的損失。譬如《安提戈涅》式的事件，處處都有，卻非處處都有悲劇或悲劇精神，原因何在？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還是那句話：不被感受的東西等於從未發生，不被發現的衝突則不能進入靈魂的考問。但這感受力並非出自生理基因，而是出自文化結構——設若此一族群只信奉「君權神授」，而從無「天賦人權」的信念，其結構便少了至關重要的一極。君、神等值，自然就只有人斷人案了，進而是君斷臣案，官斷民案，以及自命的「好人」來斷「壞人」與「老好人」的案。所以，大凡這樣的地方，除了喜劇便只有慘劇，很少有悲劇。
悲劇，是任人多麼聰明能幹，也難免要陷入的疑難，尤其是對這疑難之敏銳的覺察。而這樣的覺察，或這樣的感受力，絕不因為疑難仍是疑難而無所作為；轉而求教於神的珍愛，便使愛的天國有望，或已然使其誕生。而慘劇止於求助清官，就算清官總能夠戰勝贓官，靈魂也無望長大——轉來轉去還是那一個愚昧的圈圈。
「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劇的那種心性相對（立）的不是看到歡樂的那種心性……（而）是認為生活是骯髒的看法。當人們看到人性中缺乏尊嚴和意義，人性是瑣碎、卑賤的，而且陷入了淒涼無助的境地的時候，悲劇的精神就已經不存在了。」（《希臘精神》）
悲劇使靈魂成長，譬如那個克瑞昂最後也悔悟到：「一個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條。」而（尤其是中國式的）慘劇和喜劇，則是慘也歸因於（贓）官，喜也歸因於（清）官，說來說去，凡夫俗子的命運好歹都是捏在強人手裡的，與神的珍愛無涉。於是「神」也就跟著變味兒——都成了強人的僕從。百姓無奈，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關係，往強人堆兒裡擠；朝中無人而又膽大包天的，便去落草為寇；剩些自認的弱者，就只好憑那一副笑臉去左右支撐。
現在來看前面留下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應該已經有答案了：「好人」與「壞人」，或是由強人指認，或就要以神的珍愛來比照，來甄別。
第二個問題要曲折並有趣得多：所以「好人」和「壞人」都看「老好人」是另類，實在也是出於猶豫——顯意識要求他們立場堅定，潛意識裡卻又知道什麼是神的珍愛，以及那自明的真理。就是說，他們都知道老好人實在是好人——即「不喜歡跟著人恨，而更喜歡跟著人愛」的那種人，所以一致贊成：那一個「老」字，還是加在「好人」而非「壞人」的頭上吧。有趣，有趣，「人類本性的哲學都清晰地表現在人類的語言之中」（《希臘精神》）。另一條思路是：眾人或不識「愛」乃真理之最高，卻本能地傾向它，或無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與正義的不足或偽善，卻本能地對之存疑並懼怕，所以想來想去，還是把「好人」二字留給這一「另類」吧。這既說明眾人對愛的認同，又包含著某種愧對，更是要為大家保留下一處可避強權的、愛與自由的樂土。
第三個問題，即老好人的愧笑，愧於何因？很明顯，是愧於軟弱，愧於自己的不敢堅持真理。而這恰恰說明，憑其天賦的愛願，他們並非看不清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並非感受不到，種種人定的真理與正義是符合了還是違背著神的珍愛。而這又說明：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義，也是多麼必要，多麼必要卻又多麼艱難，甚至多麼嚴酷。
「可是神子最後是說『成了』……因為十字架事件正是以愛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將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下的律法。」（李猛《愛與正義》）
這最是「十字架上的啟示」堪稱偉大之處。人類走出了伊甸園，人類社會要延續、要發展，不可以沒有規則。而條條規則，難免都要由人來制定，但條條人定的規則，又必須要符合神的珍愛。這暗示著，人定的規則與神的珍愛，其間的差距甚至是經常的。但是，經常的並不等於是正當的，而只是表明了不得已。顯然，「不得已」就更不能引為正當。但「不得已」的不正當，難道可以靠「子彈射中子彈」來糾正？換句話說，違背了神的珍愛的暴力，難道能夠糾正違背了神的珍愛的規則或律法嗎？不言而喻，那將使我們離神的珍愛愈行愈遠。所以，「不得已」只應該意味著：必須要保持信仰的經常——即只有經常地以神的珍愛為比照、為要求，才可能糾正人的惡與疏失。理由很明確，也很簡單：唯神的珍愛是一切規則或律法的正當性來源。
甚至，連愛也是這樣。愛，誰不會說？但是，離開了神的珍愛的督察，人間的萬事萬物就沒有什麼不可能變成壓迫力量的。比如，人不會在「愛」的名義下行其壓迫嗎？真是難了。不過識別的方法也簡單，還是那樣：看看這人的珍愛，是否符合或接近著神的珍愛吧。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