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坎貝爾[1]的《開花的步槍》和對貝希爾的《七大重負》[2]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納粹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沒有找到它們的沃爾特·惠特曼。第二種情況比第一種情況還要明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和對歷史簡單的表述是無法產生詩意的。相反，納粹主義感情衝動、缺乏邏輯，它沒有產生詩人倒是令人奇怪。
羅伊·坎貝爾不懈努力，以期成為詩人。在信仰羅森堡和豪澤的理論之前，他是蘭波的好弟子。在納瓦拉和卡斯蒂利亞打了兩年仗後，他的熱情未減，但語言能力卻下降不少。《開花的步槍》純粹是在謾罵國際縱隊、紅軍戰士、左派知識分子和猶太人。這種謾罵與其說是創造，不如說是出自憎恨。有些具有諷刺意義的詩句寫得不錯，使人想起拜倫。但更多的時候，他的詩句使人想起戈培爾的聲音。其中也有讚美鬥牛和佛朗哥將軍的詩句。
共產主義詩人約翰內斯·貝希爾亦是徒勞無功。一九一六年前後，他曾是歐洲名列前茅的詩人之一，尤其是在語言的華麗方面。那時，貝希爾寫了一些戰爭題材的詩歌，來揭露戰爭的罪行。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國似乎比別的交戰國更寬容，或許更漫不經心，居然容許出版他的作品，容忍他的作品在文學圈子以外的地方流傳。貝希爾現在被流放到莫斯科，只能淒楚地寫一些取悅斯大林政權的東西。
他的作品有兩百頁之多。我以為其中有價值的是他對德國的思念——一首描寫夜晚的十四行詩——和《鏡中人》。後者描寫了一個被關在連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用鏡子做成的迷宮裡的男人。
徐少軍 王小方 譯
[1]Roy Campbell（1901—1975），南非詩人。
[2]即貝希爾1938年出版的詩集《追求幸福的人和七大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