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沒有一般作品具有的趣味，偵探小說也許只寫如何破案。它可以沒有冒險，沒有景色，沒有對話，甚至沒有人物個性。它只提出懸念，然後將懸念化解。埃德加·愛倫·坡於一八四二年發表的偵探故事——《瑪麗·羅熱的秘密》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只討論了一宗兇殺案。馬·菲·希爾由三個系列故事組成的《扎列斯基親王》重複了這一蘇格拉底問答法。但是，偵探小說還應該具備一些其他東西，除非作者不想讓人去讀它。一個可悲的例子就是不知何故能名聲大噪的弗·威·克勞夫茲。他的所謂純偵探小說《謎桶》沒有人物個性、沒有景物、沒有生動的語言，只有時間表和令人費解的事件的堆砌。
安東尼·伯克萊在他早年發表的一部小說的題獻中寫道，偵探小說的技巧也許已被耗盡，以後應該採用心理小說的手法。順便要指出的是，這種說法毫無新意。威爾基·科林斯的《白衣女人》（一八六年）和《月亮寶石》（一八六八年）就是狄更斯式的心理小說。
作為偵探小說，《永遠抓不到的人》不應受到多少重視。作者提出的懸念沒有多少意思，懸念的破解比懸念重要得多。懸念和懸念的破解不及小說中的人物和景物來得生動。這部作品有二百五十多頁。在第二百二十七頁，作者仿照奎因的做法，讓讀者判斷誰是兇手，以及兇殺是如何發生的。我要公開承認，我沒能成功。我還要承認，我對小說中的懸念也不感興趣，那是作者關心的問題。
《永遠抓不到的人》描寫的是一宗毒殺案。一種毒藥可以令人死亡，而下毒者又遠離現場。按照我的意見，這種簡單的情節簡直都不能算是偵探小說。如果作案工具是一把匕首或槍，那麼作案的時間是明確的。但如果作案工具是毒藥，作案的時間就會被拖長，變得模糊不清。
徐少軍 王小方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