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盧爾在十三世紀末發明了思想機器，四百年之後，他的讀者和註釋者阿塔納斯·珂雪發明了幻燈。第一個發明記錄在名為《大作》的著作中；第二個發明記錄在那本名為《光影的偉大藝術》的並不難讀的著作中。這兩個發明大名鼎鼎。但是在現實中，在確鑿無疑的現實中，幻燈沒有那麼奇幻，雷蒙·盧爾的理想機器亦經不起推敲，無論粗淺或雄辯的推敲。換句話說，根據發明人崇高的目的來看，思想機器是不管用的。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次要的。永動機也是不管用的，雖然它們的圖案為熱情的百科全書增添了神秘性。形而上學理論和神學理論也是不管用的，雖然它們習慣於聲稱我們是誰和世界是什麼。它們公開的和有名的無用並不減少它們的趣味。思想機器就是一例（我認為）。
思想機器的發明
我們不知道，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機器是如何想出來的（因為希望這部無所不知的機器自己說出來是不可能的）。碰巧的是美因茨著名的版本（一七二一～一七四二）上的插畫之一使我們可以略作推測。確實，出版者塞林格認為這幅插畫是另一幅更複雜的圖畫的簡縮，我倒是想，它是其他圖畫的先驅。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幅先驅畫（圖1）。它是上帝屬性的一個圖解或圖表。位於中心的字母A表示上帝。在圓周上，B表示仁慈，C表示偉大，D表示永恆，E表示權力，F表示智慧，G表示意志，H表示美德，I表示真理，K表示榮譽。這九個字母的任何一個均同中心等距，並同其他幾個通過繩或斜線相連結。首先，所有的屬性都是固有的；其次，通過不同的連結方式可以並不異端地說榮譽是永恆的，永恆是榮譽的，權力是真理的、榮譽的、仁慈的、偉大的、永恆的、有權力的、智慧的、自由的和美德的，或者說，仁慈的偉大、偉大的永恆、永恆的權力、有權力的智慧、有智慧的自由、自由的美德、有美德的真理，等等。
我希望我的讀者能達到這個「等等」的所有範圍，其中包容的組合數目遠遠超過本頁所能寫下的數目。至於它們都是空洞的——我們認為，說榮譽是永恆的就像說永恆是榮譽的一樣空洞——這乃是次要的。這張靜止的圖表，連同它分佈在九個格子裡和由一個星形及幾個多邊形連結起來的九個大寫字母，就是一部思想機器。自然地，它的發明人——不要忘記，他是十三世紀的人——構思它的時候所採用的材料，現在我們看來是無足輕重的。我們已經知道，仁慈、偉大、智慧、權力和榮譽的概念不可能提供值得尊敬的啟示。我們（從深層次來說，同盧爾相比，更加無知）是用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它的。無疑是用異序同晶、時間、電子、潛能、四維、相對、質子和愛因斯坦這樣的詞語。或者，也用剩餘價值、無產階級、資本主義、階級鬥爭、辯證唯物主義、恩格斯這樣的詞語。
三個圓盤
如果僅僅是一個分成九格的圓圈就可以有如此眾多的組合，那麼用金屬或木頭製成的每個擁有十五格或二十格的三個用手工轉動的同心圓盤，還愁多少數目的組合我們不能得到呢？遙遠的雷蒙·盧爾在馬約卡天堂般的紅色小島上就是這樣想的，隨後設計了他那部沒有用的機器。對這部機器的情況和目的我們現在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則：用偶然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在本文的前言中，我說過思想機器是不管用的。我誣蔑了它：它運轉得太好了！在大部分情況下，它是管用的。我們隨便想像一個問題：弄清楚老虎的「真正」顏色。我們賦予盧爾的各個大寫字母一種顏色，轉動圓盤，我們可以得到這只變化多端的老虎的顏色是藍的、黃的、黑的、白的、綠的、棕的、橙的和灰的或者是黃得發藍、黑得發藍、白得發藍、綠得發藍、棕得發藍、藍得發藍等。面對如此眾多的組合，《大作》的熱衷者們仍不退縮：他們建議同時使用許多架組合式的機器，因為（據他們說）這樣，通過「重疊」和「輪空」可以漸漸地確定和糾正（圖2）。長時期內，有許多人相信，耐心轉動這些圓盤就可以肯定地瞭解到世界上的一切秘密。
格列佛和他的機器
我的讀者們可能記得斯威夫特在他的《格列佛遊記》的第三部分中嘲笑了思想機器，他提出或討論了另一部機器，更為複雜的機器，在這部機器中，人的作用少而又少。
這部機器——格列佛船長說——有一個木頭支架，由用細鐵絲連結在一起的大小不一的桶組成。桶的六面上有字。在這個水平支架的各端置有鐵把手，只要轉動一下把手，就可以把桶翻個身。每翻一次，字和次序就發生變化。然後認真閱讀它們，如果有兩種或三種組成一個句子或句子的一部分，學生們就把它們記在本子上。「老師，」格列佛冷冷地說，「給我看了幾冊由御用紙張裝訂成的本子，上面全是不完整的句子：寶貴的材料，其目的就是把它們組成句子以向全世界提供所有藝術和科學的博學系統。」
最後的辯護
作為哲學研究的工具，思想機器是荒謬的。但是作為文學和詩學的工具，它並不荒謬（毛特納尖銳地指出——《哲學詞典》第一卷第兩百八十四頁——一部韻腳詞典猶如一部思想機器）。需要找出「老虎」的形容詞的詩人，他做的事完全像那台機器。他會不斷地嘗試，直至找到一個比較稱心如意的詞為止。「黑老虎」可以是指晚上的老虎，「紅老虎」可以是指所有的老虎，這是由於血液的含義所致。
徐鶴林 譯
[1]此篇及以下三篇初刊於1937年10月15日《家庭》雜誌。